20多年前，東歐國家選擇了全盤西化的道路，而中國則選擇了繼續走自己認定的道路。兩種不同的選擇自然產生了不同的結果。過去20年中我幾乎走遍了所有的東歐國家，也和東歐的各種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和交談，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嘆。記得2006年夏天的時候，我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德國小鎮埃姆看過一場白俄羅斯演員用俄文表演的獨幕話劇，那是只有一個演員表演的那種真正的獨幕劇。表演不是在劇場進行，而是在我下榻飯店一樓的咖啡廳內進行，五六十個觀眾，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演出。話劇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國家把白俄羅斯看作是歐洲剩下的最後一個「專制」國家，而這個話劇是「反專制」的，在白俄羅斯被禁演，所以現在就在歐盟的資助下，在歐洲各地做巡迴演出。因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這個話劇。
劇情非常簡單：一個白俄羅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嚮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遊客使用過的色彩繽紛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們炫耀，後來開始倒賣西方的牛仔褲。一次在與外國人換美元時，被警察抓去詢問。最後他又參與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監獄。他躺在監獄裡做了很多夢，夢到監獄外面美麗的田野，夢到監獄的厚牆倒下了，夢到了當年為反對蘇聯入侵而在布拉格溫瑟拉斯廣場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後，他終於走出了監獄，嘴裡嚼著口香糖，右手舉著一根長長的木杆，上面掛著一件牛仔衫，象徵了反專制統治的旗幟，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40分鐘左右的短劇結束，男演員和我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了起來，他見我來自中國，不無好奇地問：「能不能坦率地問你一個問題？」我說：「越坦率越好。」「中國和這個話劇描述的情況一樣嗎？」我笑了：「還真不一樣。你可能還不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產基地，中國願意持有美元的人也在銳減，因為美元越來越不保值呀。」他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建議他最好自己去中國看一看。不過我也對他說：「我理解您的這個故事，中國也經歷過商品極度短缺，文化生活極端枯燥的歲月，很多人當時也把西方想像得無限美好，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和東歐採用了不同的變革方法，各有利弊，我個人覺得中國的方法略勝一籌。」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然後說：「以後一定要去中國看看。」
東歐當年劇變的原因很多，但對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匱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羅馬尼亞，當時的羅馬尼亞電視節目非常單調，以齊奧塞斯庫的活動和沒完沒了的會議為主，電視機也都是羅馬尼亞國產的，質量很次，國賓館的電視機，也只能霧裡看花。我還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日用品，走近一看，顧客在搶購上海生產的美加凈牙膏。後來我又有機會，坐車從維也納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間就感到強烈的反差：路燈昏暗、道路狹窄、人的穿著土氣，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歐洲還有這麼多的窮人，三五個穿著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火車站餐廳喝土豆湯，吃黑麵包，整個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車站餐廳，就提供這麼一種怎麼也無法使人產生食慾的「菜肴」。當時的波蘭的情況要好些，但消費品種類也少，款式陳舊，商店的櫥窗布置簡陋，賣水果的商店就在櫥窗上畫一些蘋果，街上跑的都是東歐自己生產的簡陋的甲殼蟲小車。
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儘管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這也是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的原因），但整體經濟實力和物質生活水平明顯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羅斯話劇中所描繪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為優越的物質生活的符號，中國七八十年代也有類似的經歷。東歐後來的政治危機也源於經濟形勢惡化。從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走下坡，失業劇增，導致了席捲全國的罷工浪潮。雖然東歐國家在70至80年代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但總體成效有限。與西方相比，他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距還在拉大，引起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強烈不滿。這也給西方很大的心理優勢和政治話語權。
當時的蘇聯和東歐流傳著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一個人們反覆引用的經典笑話是：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伊萬在河裡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裡對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萬氣得把魚扔回河裡。那魚在水裡划了一會兒，跳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萬歲！」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物資極度匱乏到經濟空前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鄧小平說過：不發展經濟，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條。東歐大致就是這樣走上死路的。
當然，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還有其深層原因。例如，這些國家的政權存有先天的不足：這些政權（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次大戰後靠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台的，國內群眾基礎薄弱。鄧小平1989年對訪華的泰國總理差猜曾這樣解釋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3年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樣一個國家隨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國內沒有人有這個本領，國際上也沒有人有這個本領，超級大國、富國都沒人有這個本領。」得之易，失之也易，這是生活中的規律，也是政治中的規律。
另外，東歐的經濟改革普遍沒有中國走得遠，思想僵化了，始終未能突破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政治話語也大都從蘇聯教科書批發而來，沒有多少自己原創的東西，對本國老百姓沒有吸引力和說服力。1989年，控制東歐政治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亂了方寸，在強大的西方話語面前毫無招架之力，被西方話語徹底擊敗，至此，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經濟上沒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後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拋棄。
東歐劇變至今過去20多年了。這些國家近況如何？人民生活得怎麼樣？他們的民主質量如何？有沒有什麼中國可以汲取的經驗教訓？我十分關注這些問題。從2000年開始，我走遍了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總體上看，東歐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和摩爾多瓦還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採用了西方模式，經濟上仍然非常落後，這兩個國家至今還屬於歐洲最窮的國家。2001年，我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乘飛機去阿爾巴尼亞訪問，坐我邊上的是一位50多歲的沙烏地阿拉伯工程師，叫阿卜杜拉。他說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話，準備買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問為什麼選擇阿爾巴尼亞，他說，阿爾巴尼亞是穆斯林國家，房價又便宜，以後還可能加入歐盟。我微笑地點點頭，理解他的天真。我們抵達了地拉那，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候阿爾巴尼亞邊檢人員為來訪者一個一個地手工進行登記，因為沒有電腦，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搖頭，說：「我在這裡買房子的念頭開始動搖了。」等我們坐著破舊的計程車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窪窪的公路，他說：「太沒意思了，我明天就離開。」我倒是在地拉那高興地逗留了3天，還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爾巴尼亞人熱情好客，很多人還記得當年中國給予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甚至給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東歐其他國家的發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劇變之前，大部分東歐國家已屬於中等水平的工業化國家，其特點是農村人口一般都低於30％，其中比較富裕的是東德、捷克、匈牙利，較窮的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國家經過劇烈的市場化改革後，經濟最終都復甦了，並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已加入歐盟的8個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但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中又遭重創。這8個國家中，我走了7個，但也只是去了他們的首都，難以和中國作一個全面的比較。應該說這些國家的首都還算繁華，人們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歐盟的各種財政援助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國沿海城市比較的話，或者和重慶這樣的迅速發展的內地城市相比的話，無論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的繁華程度、市民的消費水平、新建築的規模、式樣和質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慶都明顯勝出。總體上，我覺得中國的發達地區和內地的一些大城市已趕上甚至超過了東歐多數城市的水平，但整個中國要達到東歐今天的水平還需更多的時日。
中國與東歐的最大差距還是在市民文化方面。無論是辦事排隊還是開車上路，人家做得比我們更有規矩。在市民文化方面，東歐的歷史比我們長，像布拉格、布達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