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究科 墨義《毛詩》50條，墨義《論語》10條，墨義《爾雅》、《孝經》共10條，墨義《周易》、《尚書》各25條。
「金榜掛名時」與「下第舉子心」便是宋代知識分子追求功名的得意和失意的心態。
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
一朝在檻阱，兩目但愕眙〔yi 移〕。
屬於「特奏名」的考生，附試最初考論一道，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改為考策問。至南宋時考時務策一道。「特奏名」條件漸寬，如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詔「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特奏名的考試多為具文。如朱彧〔yu域〕《萍洲可談》卷一載：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有一位70餘歲老儒在特奏名殿試策問卷內只寫上：「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幾字，便「特給初品官，食俸終身」。於是參加特奏名考試的人越來越多，如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參加殿試的正奏名有140人，而另有特奏名多達900餘人。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御試得正奏名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宋史·選舉志二》)這種特恩，拓寬了士子仕進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士人的不滿情緒，穩定了社會秩序，誠如《燕翼詒謀錄》所說：「英雄豪傑，皆汩〔gu鼓〕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
制科 是皇帝親自策問的特種考試，不經州縣考送手續，科目也臨時由皇帝確定。考試內容為詩賦、論、頌、策、制誥等。由於制科考試比進士科還難，其地位也高，所以宋代人也稱為「大科」，它不像唐代那樣被人稱為「雜色」，而是優於進士科，成為眾科之最。
唐朝科舉考試錄取後，已備受寵遇，令人羨慕。宋朝則對科舉及第者以更高的地位和待遇。唐朝科舉及第後，只是得到了做官的資格，還要通過吏部考試之後，優勝者才能授官。宋代科舉及第後，不需經吏部考試即可授官，而且及第後授官的級別也有提高。確立殿試製度也是提高科舉地位的重要措施。唐代武則天曾舉行過殿試，但未形成制度。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有落第考生告發考官錄取不公，太祖親在講武殿命題複試，這是宋代舉行殿試之始。以後，殿試漸成制度。宋太祖趙匡胤說：「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續資治通鑒》卷八)意思是說舉行殿試是為了避免官僚貴族舞權作弊。其實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舉行殿試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帝的權威。當然舉行殿試提高了科舉的地位，提高了及第者的身價，由皇帝親自考試並確定名次，考生能成為「天子門生」，這自然是一種無上的榮耀。殿試成為常制以後，就確定了宋朝科舉制度的三級考試製度：州試(地方官主持考試)——省試(尚書省禮部主持考試)——殿試(皇帝主持考試)。
隋唐以來科舉考試製度暴露了不少缺點，制度也不完善。這既影響朝廷對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也影響廣大知識分子對科舉取士的積極性與對王朝的向心力，不利於擴大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與政局的穩定。為此，宋王朝在大力提倡科舉考試取士的同時，十分重視科舉考試製度的不斷完善。
由此可見，這些措施在嚴格考場秩序的同時，對士子身心也是一種壓抑和摧殘。
南宋末年權臣賈似道之流執國，「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啖〔dan淡〕之」(《宋史·賈似道傳》)。科舉考試製度失去了羅致天下英才之光彩，科舉考試製度的弊端已彰灼可見。
宋代科舉對士人，特別是對寒門子弟，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它在潛移默化之中引導與改變著士人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心態。南宋的洪邁在《容齋四筆》中記述了宋代所流行的《得意詩》與《失意詩》，便是極好的印證。
據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十載，蘇軾門下有著名六弟子，其中只有李廌〔zhi 治〕一人為白身，而蘇軾素對李很賞識。「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庭堅)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蘇軾雖欲助李方叔功成名就，但卻因彌封之故，而無力相濟。為此，李母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貢舉，不及第，他復何望？」遂閉門自縊身亡。蘇軾也為弟子的黜落而懊喪萬分，作詩題云：「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五經科 試帖經80帖，墨義50條。
宋的科舉考試製度從總的說是繼承了唐制，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
據《宋史·選舉志二》載：「而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意思是說，當時考場作弊的手法有五種：一是傳遞答案；二是調換試卷；三是塗改試卷編號；四是將試卷傳出考場，請場外人替答；五是謄錄時進行篡改。宋理宗時，由於考場制度鬆弛，還出現這樣的情況：有的考生多領幾份試卷，由於考試時間限制不嚴，又不嚴查夾帶書籍，於是一人可同時答出幾份試卷，把試卷上的名字略作改動，如果都被取中，就讓自己的兄弟親友冒認，或者賣給同鄉同族的人。可見嚴防舞弊的措施雖多，只能對付那些沒有門路依託的老實百姓，終究難以改變科舉考試製度日漸腐敗的基本趨勢。
鄭振鐸在《宋人畫冊》(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版)的《序言》中說，宋徽宗趙佶是一個失敗的皇帝，在1127年4月和他的兒子(欽宗)一起被北方的金人俘虜而去。但他卻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他不僅是一個很優秀的美術欣賞家、批評家，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位很高明的畫家。鄧椿《畫綉》云：徽宗「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閑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牣〔ren紉〕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宷〔cai菜〕，集為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蓋前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眾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即第一人)則不然，畫一舟人卧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謂，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閑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
從隋唐到宋代，應科舉考試，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許多知識分子，今年考不取，明年再試；明年考不取，後年再試；一年復一年，總還有許多知識分子難以錄取。宋朝對於這些多次沒錄取的知識分子，特別予以關照。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特別詔賜貢士(解送禮部應試的舉人)及諸科連續參加15次以上科舉考試而沒被錄取的106人以本科出身，說這些知識分子「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燕翼詒謀錄》卷一)。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詔連續參加10次以上至15次科舉考試而沒被錄取的180餘人並賜出身。從此以後恩科開始。後來凡在省試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冊上報皇帝，准許他們陪同考生參加「殿試」，這些人被稱為「特奏名」，這樣就是為他們參加殿試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宋代規定州試時，由州之通判主持進士科考試，以州之錄事參軍主持其他諸科的考試。考試完畢，考官須用硃筆批閱試卷，凡回答正確的寫「通」，答錯的批「不」。考官和監考官最後須在試卷未尾簽署姓名。凡取中的考生名單及其試卷都要在秋天呈報禮部。如果發現州試有受賄作弊之事，考官和監考官均要受處分。
主司隔簾帷，慾望不可跂〔qi棄〕。
中貴當棖〔g成〕欄，搜索遍靴底。
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
明法科 墨義律令40條。
三禮科 墨義90條。
殿試後在瓊林苑賜宴，稱瓊林宴或聞喜宴。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出現殿試釋褐之制，即殿試後釋去賤者服，而賜綠袍、靴、笏，即冠以官服，後成定製。殿試中選後即可拜官。宋代通過科舉考試而授予官職的甚眾。太宗在位21年，由科舉授官的近萬人，平均每年取500人左右；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科入仕的就有4570人，每三年一舉，則共13舉，平均每科每次取人在350名上下。徽宗在位期間，平均每次取680餘名。南宋取人更多。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