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自隋朝開創科舉取士制度以後，中小地主階層的讀書人入仕為官的機會逐漸多了，先後湧現出許多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布衣卿相。同時由於科舉制的持久推行，官僚政治制度日益強固，出現了「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神童詩》)的文人春風得意的局面。由於大批的讀書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詩》)，所以當他們實現了自身的價值，享受榮華富貴之餘，考慮的身後大計不是給子孫留下豐厚的家產，而是傳授讀書做官的本領。他們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明白：「將相本無種」，科舉制給廣大讀書人鋪開了從田舍通達天子堂的康庄大道，因此要使自己的子孫世代為官，就必須加強家庭教育。「遺子黃金寶，何如教一經？姓名書錦軸，朱紫佐朝廷。」(《神童詩》)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既得利益的仕宦之家，自然蘊有無比的家教熱情。
如《新唐書·房玄齡傳》載，房玄齡治家頗有法度，常恐諸子弟驕侈，仗勢凌人，不事詩書，於是搜集古今家訓，書為屏風，讓他們各取一具，作為座右銘，以勉勵進取。唐初的勛臣如此，唐中後期的仕宦之家更不待言。
著名唐代文學家韓愈，他出身於仕宦世家。但他三歲時就成了孤兒，幼年處境艱苦，他的伯兄韓會收養了他。在兄嫂的精心撫育下，習讀詩書，日記數千百言，六經百家之學無不博洽貫通，25歲時考取了進士。從韓愈自述的學習經驗來看，仕宦之家的教育是十分嚴格的，而且也很講究學習方法。他說，自己讀書時，「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這就是說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學習內容，同時廣博地閱讀百家之書。他認為讀書唯在勤奮，方能有所得。他自己就做到「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在學習方法上，他的經驗是：「論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宏其中而肆其外」；「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勸學解》)。他積累了如此寶貴的經驗，與他從小嚴格的家教有·很大關係。
唐代三大著名詩人之一白居易，也是出身於仕宦之家。他父親白季庚曾在徐州做官，他隨父僑寓徐州符離縣(今安徽宿縣符離集)，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養。後因時亂年荒，迫使他從童年始就流轉四方。他的足跡南到蘇、杭、宣、饒、襄樊，北至邯鄲、太行，西至洛陽、長安。在流轉期間，他的父母仍十分嚴格地管教其學業，讓他努力讀書寫作，並為參加科舉考試作準備，終於在29歲時考取了進士。
如果說，唐初科舉取士促進了仕宦之家的家教，那麼在唐末仕宦之家的家教則幾乎為科舉所左右，「望子成龍」成了家教的理想與追求，而且家教的目的與內容日益呈現科舉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