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史學家司馬遷以著《史記》而留芳千古。在他治史成才的道路上，最值得世人玩味的是那家傳家教故事。
司馬遷出生於一個世代史官之家，在先秦時期，學在官府，史官世襲，司馬遷的先祖司馬氏世典周史，在周朝里即為史官。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官居太史令之職。太史令的職責是掌管中央政府的天文星曆、占卜祭祀，並且保管文書檔案和圖書典籍，要求知識淵博，隨時以資顧問。司馬談曾經「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河，習道論於黃子」。所著有《論六家要旨》，全面總結和分析了先秦諸子百家各學派，是一位富有獨立見解的史學家。
在父親的教導下，司馬遷自幼即以繼承父業為學習動力，勤學苦讀。加之他天資聰穎，10歲時就能誦讀古文，對一些古史書籍有所接觸。稍長，父親即讓兒子向當時的名師宿儒學習，攻讀《古文尚書》、《左傳》、《國語》、《國策》、《楚漢春秋》以及諸子百家、騷賦等漢代以前的古書，同時父親還精心傳授作太史令的必要知識與技能，如搜集民間遺文古書，保管和整理圖書典籍，研習天文星曆、占卜祭祀等等。所有這些，作為子承父職的家傳家教也是當時必要的職官教育，司馬氏父子無不用心。
然而，盡職盡責的司馬談自撰述《論六家要旨》始，就有編著一部巨史的夙願，他企圖通過對先周以來的古籍整理，將綿延不斷的華夏民族發展歷史進行總結，以承先啟後，以資益於天下一統的明主賢君借鑒。司馬遷朝夕侍奉於父親身旁，父親為編史的準備工作以及口授心傳的治史家學教誨，無疑成為他日後治史、編撰《史記》的主要條件。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始建漢家之封，封禪泰山。作為太史令的司馬談被留滯周南，不得與之從行，故鬱憤而卒。在彌留之際，司馬氏父子會見於河洛之間。父親拉著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地說：「遷兒，我家先祖為周室的太史官。自從上世曾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難道在我這裡衰絕了嗎？不！你將復為太史，承繼我祖上事業了。今朝天子接千歲之繼統，封禪泰山，而我不得從行，是命運如此，是命運如此啊！我死之後，你必定為太史。你為太史，千萬不要忘我所欲論著之事。」父親的話深深地觸動著兒子的心，司馬遷俯首流涕，字字記在心上。父親為宏願未展而即將謝世無比傷懷，斷斷續續地告誡兒子：「近四百年來，諸侯兼并，戰亂不息，以致歷史記載停止斷絕了。今天下統一，明主賢君和忠死義之士，我作為太史官而來不及論載，天下的文史廢弛未修，我深感恐懼的唯此過失，望遷兒念念不忘！」司馬遷接受父親臨終教誨與囑託，決心不辜負父親的遺訓。
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開始掌管皇家藏書。在皇家石室金匱之所，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書籍和文史資料。與此同時，他為編述史書，除廣泛收集整理已有的國家藏書資料外，還利用充當皇帝侍衛之職的方便，遊歷祖國的名山大川，考察各地的歷史古迹和風土人情，以獲取第一手信史資料。據載，司馬遷早在20歲時，便「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遷仕郎中後還遊歷考察了巴、蜀、邛〔qiong窮〕、笮〔ze則〕、昆明等西南各地。這些非凡的經歷，成為他編著《史記》難得的條件。
由於司馬遷自幼得家傳家教，而且始終以父親的臨終囑託與教誨為巨大動力，所以在他自身坎坷遭遇的逆境中，百折不撓地完成了巨著《史記》的撰述，不僅實現了父親的遺願，而且樹立了千古效法的子從父教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