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仕宦之家，素有「書香門第」之稱，即使不能世代為官，但卻不失為縉紳之士。不論仕宦之家是否能以高官厚祿顯達於世，大都有世代家傳的家學教育。武官有其超群的武藝，有的在某一武藝方面形成有獨特的門派，或者是某一絕藝，這些是不輕易傳授別人的，因為這是入仕進身、建功立業的本錢。文官也是這樣，自漢代以來，如精通某一經術，或者在文學、史學、天文、歷算、醫學等某一方面有絕藝，就視作「傳家寶」，世代相傳。
在漢代，這樣的事例就很多。如翟酺〔pu匍〕，四代傳《詩》。楊震從父楊寶學習《歐陽尚書》，他的兒子楊秉、楊賜都「少傳家學」，「少傳父業」(《後漢書·楊震傳》)。曾作光武帝經師的桓榮，精通《尚書》，後封關內侯。他的兒子桓郁，能傳其家學，又以《尚書》教授東漢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後成為太子太傅的桓焉，即桓郁之子，又以《尚書》教授漢順帝，封陽平侯，累官至大鴻臚、太常。桓氏祖宗三代以世傳的《尚書》家學絕藝，作了漢明、章、安、順四朝皇帝的國師，位列公卿。又如史學家司馬遷，因繼承家學，成為朝廷的史官。班彪之子班固及女班昭，皆傳父家學，亦成為史官。在科技方面，如劉歆〔xin欣〕繼承家學，從小對「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成為我國古代研究圓周率的第一人。劉歆的父親劉向，是西漢時著名的經學家、目錄學家，對算術頗有造詣，著有《新序》、《說苑》、《五經通義》、《洪範五行傳論》等，官至光祿大夫。劉歆少學於父，與父親一起奉皇帝之命，校勘秘書，對儒家經典、諸子百家、詩歌文賦、天文地理、數術方技之術，無不涉獵，後繼承父業完成了校書任務，寫出了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著作《七略》。同時他繼承父業，在古文經學方面獨開生面，推動了漢代經學研究的深入。後來，劉歆官至國師，位列上公。由上述數例可見，家學教育在漢代的仕宦之家已經受到重視。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經學受到玄學的衝擊，加上國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所以經學在仕宦之家的家學教育中，其地位也有所動搖。儘管豪門士族的子弟可以憑門第入仕，但並不等於說仕宦之家就可以不要家學了。恰恰相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學校教育時興時衰，仕宦之家要想保持士族世襲，就不得不加強家庭教育。不過，這一時期的家教已大不同於漢代只注重儒家經典，而是廣泛涉獵老莊、玄學、史學、天文、算術等等。如在士族豪門之家崇尚玄學，玄學遂成為官僚的家學；時風興盛文學，故仕宦之家的家教注重詩歌文賦；社會審美意識興起，書法作為審美藝術也在仕宦之家的家教中佔有重要地位。如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時人稱為書聖。他的兒子王獻之從小跟他學習書法，也很有造詣，稱為小聖。又如南朝宋國王淮之，把保存的南朝舊事檔案資料密封於青箱之中，世代相傳，世人稱之為「王氏青箱學」。由於王氏家族熟悉朝廷禮儀制度，藉此家學，祖孫都做上了大官。《南齊書·良政傳》載：「傅琰〔yan眼〕，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雲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為官自有為官之道，世代為官的家庭和家族是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如果上升到理論就可能成為一門「學問」，仕宦之家對這種學問是注意保密的。中國古代，仕宦之家對這門家學十分重視，對於在官場上如何做人，如何避禍，如何夤〔yin銀〕緣，如何與同僚和上司處好關係等為官要術，許多仕宦之家研習得爐火純青，世代相傳，成為價值連城的珍寶。
總之，仕宦之家的家教，其核心是傳授為官之道。儘管它們也涉及到而且往往把文化學術作為教學內容，但其目的不在發展學術本身，而是把這些東西作為入仕和晉陞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