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井田制和宗法家族制的崩潰，在農業上，從前那種「千耦其耘」的大批奴隸集體耕作的現象沒有了，出現了個體家庭佔有私田的勞作方式；在商業上，也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制度；在學術上，由於私學的興起也打破了「學術官守」，即學術為官府所壟斷的局面。由此，隨著社會制度的劇烈變化，社會分工把統治階層以下的社會成員大體上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型。
《管子·小匡》把士、農、工、商稱為「四民」，提出將他們按照職業性質的不同，分別安處於學校、田野、官府、市井等地方，並讓他們按照家業世傳的需要施行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職業訓練。據後人考證，《管子》一書很可能不是或不全是管子或管子學派的作品，但它客觀地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分工的出現和士、農、工、商家教的存在。
士的家教，在上文已經提到文士和武士，他們注重文化知識和做官素養的訓練，「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內容。此外，還有一種以某一技藝謀生的士，即歷史上稱為「疇官」的知識分子，其家教值得介紹。
「疇官」，本是周王室掌握科學技術以服務於貴族的官吏，他們子就父學，世業家傳。但在西周末年由於王室衰微，財力不足，不能養活眾官，於是疇官及其子弟分散民間，成為依靠家傳技藝謀生的士。這些士與那些著書立說、「搖唇鼓舌」的文士不同，他們身懷絕技，如對器械製造、天文、歷算、醫學、冶金、御車、農學等技術有較深造詣。憑著自己所掌握的技術，既可以用以謀生，又可以步入仕途。因此這類士人的家教主要是技藝的傳授，教育方式主要是以師帶徒，注重基本功訓練的觀察與實驗。一般說來，這類士人的家教，具有相當的保密性，傳子不傳女，甚至有些絕技只授長子，不授次子，對於外人就更不用說了。這種具有保密性的家教，一旦後繼無人，家業中斷，就會造成絕技失傳。漢人褚少孫曾指出：「父子疇官，世代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史記·龜策傳》)這種現象在醫學和冶煉術方面十分明顯。
農民的家教，其教育內容主要是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如審時耕種，製作農具，利用土地，識別苗莠，種植的疏密，適時施肥，以及適時收穫和貯藏等。除了生產技術之外，農民的家教還很注重觀察四時季節的變化與種植的規律，同時也很重視其子弟的勞動態度的教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故農家的子弟質樸勤勞。
工民之家的家教，各依其所從事的職業而定。也主要是做工技術的傳授。父子之間，「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從而使世業家傳。
商民之家，其家教內容主要是市井商賈之事。它包括對凶飢、國變和四時的了解，對商品產地和市面行情的觀察，以及對商品的購買和出售的規律的認識等。商民之家以贏利為目的，父子之教，「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旨在使其子弟掌握經商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