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多諾的省思到龍應台的野火
張旺台
我是一個想做平民知識分子的人，然而，在這一篇文章個用了一些菁英知識人的理論內容，這樣取用多了違背了一些我個人的原則，也使讀者初看時覺得生硬。
不過，請大家（特別是讀過龍應台《野火集》的讀者）耐心點，因為，阿多諾的思想和龍應台的野火好像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阿多諾其人
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當代知識界已承認或已肯定了，他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啟蒙者。
阿多諾大學時在Johann Wolfgang Goethe Uy接受音樂與哲學的雙科教育。二十八歲時，進入法蘭克福大學任教。三十一歲，因為猶太人受到納粹的壓迫，因而離開德國。
而後講授哲學於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三五——一九三八），教音樂於美國普林斯頓（一九三八——一九四一），教社會哲學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九四一——一九四八）。最後，他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執教，直到逝世。
阿多諾前半生的研究較著重在美學方面，這多半與他個人對音樂的深厚素養有關係，他同時代的傑出思想家如布萊希特、盧卡契、班傑明均各擅勝場，在三十年代著名的"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論戰"里，互不相讓，各顯神通。在藝術哲學方面，阿多諾曾寫"新音樂之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neven Musik,1949），至今仍為一本現代音樂理論研究的重要經典之作。
一九五六年，阿多諾回到法蘭克福。此時，他已是聲譽卓著的大儒，在優渥的學園裡，得以專心從事立言的研究工作。與他同時代的班傑明早逝。布萊希特組成"柏林劇團"，在東德專事戲劇工作，亦於該年辭世。盧卡契則投入匈牙利的抗蘇（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中，言論受到蘇共官方文化打手猛烈攻擊，並被開除黨籍，流亡出國。所以，到了冷戰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二十世紀早期歐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諸人中只剩下阿多諾有條件清靜地為德語系統的文藝思想做繼續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戰後的歐美，出現了一個空前未有快速發展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成為阿多諾後期思考的主要對象。
基本上，大眾文化並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時代資本主義的產品。它是今日極度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糅合了集體主義（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主義的產品。這個產品的本質是集體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然而，它的表象卻正好相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或者是說借著個人滿足與自由表象來完成集體控制的事實。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諾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諾對大眾文化的看法
"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出現，始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德、日、意等國是伴隨著法西斯主義有意證的操縱媒體（電影、報紙、收音機、機關刊物）。在英、美、法等國是隨著經過自由競爭而出現的言論托辣斯集團，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縱媒體（看過電影《大國民》吧？報團、無線電公司、通訊社）。這個現象，到了二次大戰以後，更形發達，形成了空前未有之龐大的普及文化——從文明人類生活一切可能接觸到的細節著手。普及文化的出現，建立在二個實際的物質基礎上：
1．大量的生產（物質生活的商品、精神生活的商品）。
2．規格化的內容（電視劇千篇一律打殺愛、速合面百口莫辯色香味）。
在"文化工業的再省思"（Culture lndustry Residered）一文中，阿多諾認為：古典的上流社會文化，嚮往一個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個人修養去實現的。但放任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心自由"，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則受操縱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蝕。在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次級思想家霍克海默眼中，冷戰時代的東西兩大集團，同樣是極權性的，要不為制度所舌噬，唯有靠自己。在極權社會裡，普及文化及現代媒介，不論是流行音樂、小說或電影，功能是操縱群眾。阿多諾稱之為"文化工業"，因為普及文化一詞仍假設文化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其實先進科技社會，文化工業是由上而下的操縱群眾意識。先進科技社會如一極權整體，能控制每一範疇，由文化至經濟皆不放過。
在另一本他與霍克海默的作品"文化工業：啟蒙就是瞞眾"（The Culture lndustry：Enlighte as Mass Deception）中，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製造的是假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文化市場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選擇，但其實每樣文化商品都是預先估計好了市場的反應，故此是基於"劃一"原則：個人只是被動的接受。譬如說流行音樂，每多少首歌，必有幾首高踞流行榜，音樂消費者以為這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民主結果，其實是音樂工業推銷商品的劃一伎倆。
在"大眾文化"的時代，個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體主義所淹沒（在台灣黨內、黨外亦不必禮讓，一起抱住跳進去）。因之，阿多諾的文化觀，被逼迫到最後的一條戰線，就是"個人"。除非以個人的力量在自省里發出道德的聲音，才能夠在"大眾文化"中，創立一個"異質文化"或"小眾文化"。而"異質文化"、"小眾文化"在阿多諾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現人類創造力的文化。當然，這種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謀而合了。
阿多諾不以全面的階級出發考慮社會改革，而求諸個人自省的看法，似乎是悲觀的，而且被不少人評為失敗主義路線。然而，從實際的現代社會去看，特別是資本先進國家的現實，全面性的階級鬥爭似乎暫無可能。所以，發展個人最前衛的創造力，至少是與大眾文化做抗衡的一種方式。且依歷史經驗，對體制反抗，個人的開始常為充分且必要的。
不過，阿多諾的晚年，對他上述"大眾文化／個人"的觀念有所修正。他已不像先前那樣單一地去看"大眾文化"（其實，所有嫻熟於辯證史觀的人，都應有這樣子的本事）。他看出來了，"大眾文化"是有雙重性的，也就是說，"大眾文化"在歷史的過程中，也會有其矛盾的轉化和整合（若無矛盾，即無辯證，即無發展進化之可能）。阿多諾指出基於意識的雙重性，或許文化工業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縱人類意識。當群眾參予普及文化活動時，雖為尋求娛樂，但我們不應單面地用道德禁欲主義眼光譴責這種行為，群眾的心理，可以是同時向文化工業妥協，同時又作出抗拒。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逃避主義普及文化，未嘗不是同時生產出它的反面：群眾對更美好世界的烏托邦夢想及要求。
之外，人類對快樂的要求是不受歷史所固定的，當文化工業不斷向人類的快樂原則創造商品的同時，人類是否永遠會快樂就非文化工業能力所及了。再者，文化工業所生產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雙重性的，其中有建設性的一面，也有顛覆性的一面，這兩面的矛盾，將成為今後文化工業的最主要生產與再生產的前提了。
龍應台的野火
《野火集》這本書好厲害，真像野火燒在台灣民間的心靈草叢裡。《野火集》不是黨外的資源，也不是國民黨的資源。它是台灣社會結構里整體的新資源，所以，它又可以說是黨外的，又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更傳神地說它是"超黨"的。
其實，如果我們若真正站在這塊土地里，要繼續生活下去，現在應該重視所謂"超黨的力量"。這個"超黨的力量"，固然與十年前"以黨挂帥"、以"政治地盤重新分配"的黨內外對立的民主運動有關。可是，由於歷史前進的腳步，以"黨內／黨外"來分析台灣社會的現況，以"獨立／統一"來辯論台灣社會的前途；以"左派／右派"來唯心唯物大戰一番，以"現代／鄉土"來唇槍舌劍的熱烈場面，恐怕都逐漸過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裡。抗議的聲音有了變奏。
《野火集》，在我們看來，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可以清醒黨外運動者一些積在內心的那種對客觀事物不夠確定的懷疑。
然而，《野火集》卻又生存於一個如阿多諾所謂的"大眾文化"的時代。它出來如野火，然而我們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個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住了這股火勢，這個消防罩主要不是來自於保安單位、情治單位、文工單位。它是來自一個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無可抗拒的力量。這種例子，要舉很多，比如說，當年反主流音樂的"披頭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眾面前，轟動了西方世界，結果，電視、電影、報紙上下交征，使"披頭四"的命運：以個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終。《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陸續出現在時報副刊過程到最後集結成冊，到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