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批華工湧向法國，國內不少青年也紛紛要求赴法留學，留法勤工儉學會漸漸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辦理諸如安排住宿、介紹學校、聯繫做工等事宜；同時，由於這些工作要經常與法方打交道，又很需要他們的支持和協助，而十多萬華工來法，法國政府也不能等閑視之，要積極幫助安置妥當才對法國社會有利，加上華工們的勞動為法國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法方渴望能有這樣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來法。基於以上種種原因，中法雙方經過協商，籌組了華法教育會。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自由教育會所召開了發起會，推舉了幹事，通過了會章。6月22日，召開了華法教育會成立大會，大會根據對等原則推舉歐樂(法)、蔡元培為會長；穆岱(法)、汪精衛為副會長；輩納(法)、法露(法)、李石曾、李聖章為書記；宜士(法)、吳玉章為會計，確定會所設在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宗旨為「發展中法兩國之友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智識、經濟之發展。」具體開展三項工作：
(1)編輯出版中、法文報刊書籍以傳播法國新教育；
(2)聯絡中法學者，在中國創設學問機關、介紹中國學生來法留學、組織留法工人教育、在法國創設中文學校或講習班，並組織法國人到中國去遊學；
(3)發展中法兩國經濟關係，促進華工教育組織的發展。
華法教育會成立後，一度成為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總樞紐機關，介紹國內青年赴法，聯繫入廠入校，發放維持費等，都由它負責。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華法教育會。為了擴大宣傳，他們再版了《勤工儉學傳》；編印了《旅歐教育運動》一書。這本書詳細介紹了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沿革過程和赴法勤工儉學的辦法，成了赴法必備的入門書。1918年前後，由於華法教育會的大力宣傳推動，國內各界名流紛紛捐款資助，各地也紛紛成立華法教育會分會，其中有北京分會、山東分會、上海分會、四川分會、湖南分會、廣東分會、福建分會、陝西分會等。同時，上海、成都、長沙等地的留法儉學會也恢複活動。如1919年12月由向警予、蔡暢等人發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會所設立了一所周南女校、一家巴黎豆腐公司。該會宣稱以赴法勤工儉學、回國振興實業為目的，奉行工讀神聖、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並進的信條，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上海留法儉學會還專門設立了招待所和俱樂部，負責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各分會還辦起了各種類型的留法預備學校，為赴法留學提供了基礎保證。
1917年6月，北京留法儉學會預備學校重新組建並於8月份正式開學，當時有70多人入學。之後，北京、河北、成都、重慶、長沙、上海、福建、安徽、天津等地都開設了此類學校。
留法勤工儉學高潮的出現，與當時爆發的政治運動和青年學生對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的關係。當留法勤工儉學醞釀和發展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十月革命爆發了，中國國內則興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提倡「科學與民主」的大潮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泛勞動主義、新村主義、工團主義、實用主義等思潮都湧進中國，在廣大青年中產生了很大的波動和影響，其中工讀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對勤工儉學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1918年11月，作為留法勤工儉學倡導者之一的蔡元培在天安門前發表了「勞工神聖」的著名演說，他希望青年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干脩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票的議員」！一言以蔽之，就是「勞工神聖」。在五四運動前後，「救國」、「改革」、「勞工神聖」這些呼聲日益高漲，誠如《民國日報》所言：「勞工神聖！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浪聲在雜誌界和報章上也鬧得夠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一些激進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泛勞動主義的「人人皆應勞動」思想和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為思想基礎，揉進空想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工團主義、實業救國論，形成一種工讀思潮。這種思潮具體提出了用工與讀結合、學問與生計合一的辦法來消滅勞力與勞心的差別，進而改造社會。工讀思潮很快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席捲開來，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在1919年5月成立了工學會，實行工學主義，除了上課學習文化知識外，課餘則從事勞動，如進行照相、刻字、打字、雕刻，或當木工、金工等，他們辦起了《工學》月刊，大力宣傳工學主義。1919年底，王光祈受俄國無政府主義創始人克魯泡特金「互助論」的影響，募集一筆錢，成立了「工讀互助團」，有幾十個男女青年參加，實行半工半讀，在北京大學等校舉辦了「素菜食堂」，並從事洗衣、裝訂及製造小工藝品等活動，工余分別到各校聽課。王光祈認為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希望這種方式能不斷擴大開來，使整個社會人人都能做工和讀書，實行「平和的經濟革命」。此後，天津成立了「工讀印刷社」，上海成立了「滬濱工讀互助團」，南京、武漢、廣州等地也出現了類似的團體。他們的實踐雖然沒有觸及到社會問題的實質，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嘗試，但對勤工儉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當時「國內青年受新思潮之鼓盪，求知識之心大盛，復耳濡目染於工讀之名詞，聳動於勞工神聖之思，奮起作海外勤工儉學者因以大增」。李維漢曾回憶道：「由於我們出國前沒有或很少接觸到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因此，救國之道如何？真理在何處？我們仍在蒙昧之中。我們讀了那些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華法教育會圖書館主要陳列這些書刊，因為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標榜無政府主義)，對於書中所描繪的那種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境界，覺得非常新鮮，覺得就應該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但是用什麼方法，走什麼道路達到這個目標呢？我們沒能做進一步的探討，以為走勤工儉學的道路就能達到這個目的……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小資產階級工學主義的幻想。」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這是留法勤工儉學活動走向高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無不感到歡欣鼓舞，李大釗這樣宣稱「今以俄人莊嚴燦爛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這批知識界精英把目光敏銳地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情況下，北洋軍閥政府視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為「洪水猛獸」、「異端邪說」，並嚴加封鎖，因此，直接到俄國去是不可能的，到靠近俄國的法國則成了革命青年嚮往的目標。吳玉章在1920年3月5日送別四川赴法勤工儉學生會上說：「俄國革命黨人無不曆法國，吾人慾察其發動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可見赴法不僅僅是學習科學文化，也為了學習革命的理論和經驗。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發起組織了以「革新學術、砥勵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1918年8月中旬，毛澤東偕25名準備赴法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北京。這批青年在蔡元培等人幫助下被編入長辛店、保定、天津三處留法預備班學習。這25位青年根據毛澤東的倡議，在校開始了上午做工、下午學習的勤工儉學生活。毛澤東還四處奔走，為即將赴法的會員解決旅費，並根據華法教育會的要求，親自製定了一個赴法勤工儉學計畫，又提議派人先去法國聯繫和準備。在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動下，這批湖南青年於1919年下半年陸續赴法。到留法勤工儉學全盛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數達300多人，占留法人數的1/5，成為一支主力軍，其中蔡和森、張昆弟、李維漢、羅學瓚、向警予、徐特立、蔡暢、李富春、何長工、蕭三等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1920年末，風華正茂的周恩來也到了法國，在這前後，一批嚮往追求馬克思主義、走蘇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貴州的王若飛，安徽的陳延年、陳喬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後來到法國，投入到勤工儉學行列之中。據1921年12月8日和15日的《時報》報道，到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的人數為1600多人，其中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廣東251人，福建89人，浙江85人，河北147人，江西28人，河南20人，江蘇69人，安徽40人，湖北40人，山西28人，陝西九人，貴州九人，廣西七人，雲南六人，遼寧五人，山東15人，還有不明省份者100多人。留法學生中，以普通中學生最多，達470多人，其次是各種法文預備學校的畢業生，有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