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湧來。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機搶搭，船船滿座。中國留學生東渡心情既急，……務求早日抵達東京，此乃熱中留學之實情也。」當時的中國，赴日留學已成為青年人人嚮往的理想和目標。據出使大臣楊樞於光緒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統計，在日的中國學生已達1300多人，其中學文科的1100多人，學武科200多人，這之中有大量的自費生。到1904年增加為2400人，1905年為8000人，1906年達12000人，其中學速成的佔60%，習普通為30%，中途輾轉無成的為6%—7%，入高等及高等專門學校的為3%—4%，入大學的僅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時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當時的中國青年急於求成，希望在短期內掌握一技之長，歸國後即可施展才能。他們出國前沒有作紮實的準備，以官費生來說，稍具一般知識或稍經考驗，即可膺選；至於自費生，一旦有了經費來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無計畫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國急需的是有某種技能的應用人才，學問高深的專門人才可以慢慢培養，於是，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產生，形成了留學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現了學習幾天就畢業而發給證書的學校，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特殊學校，被人們譏為「學店」或「學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楊樞在一份奏摺中也談到了這一令人憂慮的情況：「日本普通學堂專為中國學生設者如成城學校等三四處尚稱完備，然不完備者則不下十餘處，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有由學生自定者，迎合學生之意，學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學堂之不可恃也。」
自1905年後，日本的輿論對於速成教育開始加以批評。早稻田大學教務主任青柳篤恆，首先起而指責，批評教育以習速成為主的弊端，並指出日本教育界主張速成教育的不當。他希望儘快停止速成教育，以培養完全有用的中國人才。在中國方面，1906年清政府曾舉行獎勵歸國留學生出身的考試，參加考試的100人中，留日生佔80%以上，但考中進士的全是留美生。於是清政府作出規定，凡是留日回國生，沒有總監督的證明書者，不能報考獎勵出身，也不能充任各省官立學堂教習。1906年8月7日，繼限制留日學生資格後，又規定除法政大學現設的第五班暫准送學外，其餘一律停派速成科學生。日本各學校也規定停止普通教育及速成科。從此以後，留日學生在量方面逐漸有所減少，1907年為10000人，1909年為3000人，1912年為1400人，但在素質上相對得到了提高，後來參加獎勵出身考試中，留日生在最優等和優等的數量上又佔了絕對優勢。
這些清末留日學生，生長在中國閉塞凋零的環境中，一旦踏上近代化頗有成就的日本國土，感到一切都是新奇與進步。長崎是留日學生航程中的第一站，到處呈現出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日本的男女學生著新裝，背著書包，三五成群並肩攜手唱著歌兒走入學校的情景，使他們感慨萬千，並痛感自己祖國教育的落後和不普及。湖南學生周家純在一封信中這樣說：「自入長崎以來，流連異土，百感交並，及達東京，益怦怦不能自持」，他沒有料到當年曾向日本傳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國，如今已災難深重，面臨亡國之危，「昔日之師傅，不如今日之弟子」，這些感觸，道出了所有留日學生當時的心態。
中國學生赴日，最大的目的是吸收新知，其注意力與最大的感觸是日本的教育。當時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各市各町無不遍設學校，即使是窮鄉僻壤，也比比皆是學堂。留日學生曾這樣比喻道：「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其學生之眾，如我國之染煙癮者。」日本4000萬人口中，能閱報作讀書札記的就有3000萬人，留日學生們一致感嘆，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如今已遠遠落後於亞洲小國日本了。那時日本的書店很多，僅東京就有1000多家，買書的人非常踴躍，出版的新聞雜誌，每天約有一二百種，這是日本開通民智、富國強本的主要原因。梁啟超曾說他「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大多數學生一到日本，除急於學習日文並準備考入學校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據許壽裳回憶，當時他與魯迅常去神田一帶的舊書鋪和銀座丸善書店的書樓，魯迅購日文書很廣，不僅教科書，而且如拜倫、尼採的詩、希臘羅馬的神話等都買，每次從書店回來，都把錢花得精光。
這些在國外的青年痛感祖國的落伍與危機，他們刻苦自勵，勤奮好學，吸取認為對祖國有用的一切新知識，如軍事、警察、政法、師範、工業、商業、農業、建築、鐵路、測繪、物理、化學、醫學、外語、體育、音樂、美術等，幾乎佔了當時日本各學校開設的全部課程。湖北學生李書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激動地說：日本「凡政治、法律、陸軍、教育、農、工、商、醫及社會各實業皆有學校，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識，使知識不偏於一隅。凡此學校，我國之留學者皆得入之，誠哉為學問、競爭之大市場也。夫人抱愛國、愛同胞之志，而學問不足以輔之，則是龍無鱗甲，虎無爪牙，鳳無羽翼耳，豈能望飛之博之舞之耶？諸兄諸兄，曷無奮然而起也？」對於留日的學生們來說，他們的學習生活十分清苦、緊張。喻培倫到日本後，初入警監學校，後進經緯學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以圖實業救國。他不顧自己體弱多病，早七點起，晚十二點睡，夜以繼日地學習，同時還積極設想在家鄉發展陶瓷、製糖、繅絲、火柴、電氣等近代工業，表達了渴望祖國富強的赤子之心。黃遵憲在日本留學時，每周上33節課，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十點半就寢，放了暑假仍是「六時起，十時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魯賓遜漂流記》；下午練習日文、日語。燈下作英文日記」。晚飯後他一般要讀日本雜誌、中國報刊、《通鑒》、《左傳》及一些小說。同時還抽空譯《自治要義》、《自治精髓》、《法律進化論》等，足見功課之多，涉獵之廣，好學之勤。魯迅在致蔣抑卮〔zhi支〕的信中，談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學習的情況：「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嘩於前，日射於後。 日日食我者，則例為魚耳。」「校中功課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時始，午後二時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學、解剖、組織、獨乙(德意志)種種學，皆奔逸至迅，莫暇應接。」
留日學生中，年齡小的有七歲幼童，長者有七十老翁，學生們各自的目的也不盡相同，「有純為利祿而來者，有懷抱非常之志願者，有勤於學校功課而不願一問外事者，有好為交遊議論而不悅學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為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不滿意日本更言歐美之政制文治者。」這種情況不足為怪，當他們踏上異國世界，目睹資本主義的文明，感受資本主義情調，難免為之驚訝、迷惘、傾慕。他們對於這個世界需要有一個辨識的過程，向日本學習什麼，還需要經過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這一探索中選擇。正是經過了這樣一個辨識、思考、探索的過程，大多數留日學生才抱定了一個信念：「冀以留學所得貢獻母國，以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於是，介紹和傳播西方近代科學和民主成為了多數留日學生對祖國的貢獻。
1900年，留日學生100多人在日本東京建立了第一個愛國團體「勵志會」。部分會員創辦了留日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譯書彙編》，專門譯載歐美資產階級啟蒙名著，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斯賓塞的《教育論》等等。1901年留日學生又在東京發行《國民報》，它以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自詡，以「喚起國民之精神」為己任，號召人民拋棄「奴隸思想，起來反抗二千年專制政體，爭取國民天賦權利。」它從各方面闡述國民的權利，要求提高國民的自覺的責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當知一國之興亡，其責任專在國民。」在《國民報》第二期刊載的《說國民》一文中，將「國民」和「奴隸」作了比較：「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在這裡，留日學生們已經揭示出：中國知識分子要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從精神上使自己變得近代化起來，以形成新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從而使中華民族獲得近代意義上的民族覺醒。
留日學生們還開展了大規模的譯書活動。當時的日本，幾乎是西洋文化的櫥窗，從日本吸收西洋文化，以了解世界潮流是一個捷徑。於是一些專業性的翻譯團體，如譯書彙編社、湖南編譯社、教科書譯輯社、國學社、東新譯社等產生了，據統計，從1902年至1904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外國書籍共約533種，其中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