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存最早的政書，是唐代杜佑編撰的《通典》。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四庫全書》中，以《通典》為典志體政書之首。
作者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朝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先輩世代為官，他也一生做官，曾任淮南節度使，又多年擔任運輸、鹽鐵等經濟方面的官職，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當宰相，元和初年封為岐國公。在唐朝代宗、德宗、順宗、憲宗四朝為官，政務繁忙是可以想見的。但他一生勤奮好學，常常手不釋卷，秉燈著述，積30多年心血寫成《通典》。此外還有《理財要訣》、《管氏指略》等著作。
《通典》共200卷，是第一部記述我國古代經濟、政治制度沿襲變革的通史。從傳說中的唐虞到唐朝肅宗、代宗、德宗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典章制度的歷史總結。
據歷史記載，唐初劉知幾(字子玄)的兒子劉秩，曾編過一部《政典》共30卷，此書採集眾書，按《周書》六官的職責，分門別類編纂而成，很為當時人稱讚。杜佑讀後覺得不夠詳盡，決心增加門類，豐富內容，於是參以《大唐開元禮》、《樂書》等，增而廣之，寫成《通典》200卷。《政典》早已亡佚，分量又大大小於《通典》，其內容當已包括在《通典》中。杜佑花30年時間纂成《通典》，可見其用功用力之深。客觀上杜佑所處的環境，生活的經歷，也提拱了寫《通典》的條件。杜佑從地方官到淮南節度使，後來又當了宰相，是統治階級中的重要人物。他對唐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是熟悉的，禮、樂、兵、刑等方面的變革也是清楚的，有的還是親自參與或耳聞目睹的。再加上他對歷代典章制度的悉心研究，所以寫出的內容翔實可靠，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封建社會發展到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正是政治、經濟高度發展時期，各種關於典章制度的分散、片斷的記載，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所以，系統全面地總結歷代典章制度已是客觀需要。杜佑潛心研究總結的目的也是為當時唐代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書中很多內容是涉及當時制度，發表個人見解的。
全書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個部分，每部中又分若干子目。取唐以前各史中的志及有關史料，以類相從，重新組織起來，按朝代為序加以排列，溯源明流，綜貫古今為一編。其中唐代的材料，取自實錄、國史及有關檔案公文等，內容更為豐富詳盡。每類中都有序、論，表達了杜佑的見解，很多是十分精彩深刻的。如《食貨》門結尾的論，就主張節用、薄斂以安民。《職官》類中他說：「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就是說：君主、官吏是治理國家的，並非是被天下百姓侍奉的。他主張簡化機構，減輕人民負擔，這些都是進步的體恤民情的思想。他主張隨著歷史的發展，典章制度也要變革，並在《通典》里把《食貨》門放在首位，一改過去先禮樂，後食貨的次序，這是以前史書中從來沒有的。他還舉出《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等作為論據，提出教化之本在於足衣食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通典》里不載天文、五行等與政治經濟無關，又夾雜迷信的東西，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通典》問世後，因為它的經世實用，很快為人們所重視。人們評論說，有了《通典》「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李翰《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它是「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即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這些評論是恰當的，符合實際的。
《通典》與《通鑒》，一個寫制度，一個寫史事，研究歷史時合起來看，互相參照，相得益彰。
清代沿襲《通典》的體例，官修了《續通典》和《清朝通典》(原名《皇朝通典》以示對本朝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