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貢獻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取材廣泛，網羅宏富。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凡是當時能夠搜集到的圖書資料，他們都盡量找來參考。據有關學者考證，《通鑒》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多達300多家。在他們參考引用的大量圖書史籍中，不少是今天已經散失或亡佚不存的。正是由於《通鑒》的引用，才保存了其中若干珍貴的歷史資料。例如唐人柳芳撰有《唐歷》40卷，記敘了隋義寧元年(公元617年)到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歷史。司馬光以它為根據來考訂史料真偽，因此，《通鑒考異》中有100多條徵引了《唐歷》。可以說，這部原書已經失傳的史籍，實際上還保存在《資治通鑒》中。薛居正的《舊五代史》也有類似的情形。除了以官修的正史和實錄為主而外，司馬光敢於突破傳統史學的狹小眼界，以客觀徵實的精神，博採兼收保存在民間的各種資料，表現了卓越的識鑒和非凡的勇氣，這是《通鑒》所以能夠取材廣泛網羅宏富的重要原因，也是《通鑒》比別的書記事更加翔實可靠的依據。《通鑒》還繼承了《史記》略古詳今的優良傳統，越往後，記事越詳細。其史料價值也是後大於前。因為越往後，存世的史料越豐富，考訂取捨編寫定稿也就越困難。據近代學者章炳麟研究，《通鑒》西漢部分全采《史記》、《漢書》，東漢部分十之七八取自《後漢書》，魏晉至隋采自正史的資料也有十之六七，唐代采自正史的資料還不到一半。正是因為《通鑒》唐代部分的史料價值很高，所以，它能和《新唐書》、《舊唐書》鼎足而三，研究唐代歷史的人不能不讀《通鑒》。
自著「考異」，說明取捨，這是《資治通鑒》的一個創造。《資治通鑒》參考和採用的材料非常豐富，有時記敘一件事，要參閱四五種乃至更多的不同記載。那麼，怎樣考訂真偽異同，怎樣決定取捨呢？以前的史學家只是自定取捨，並不說明依據和理由，使後人往往無法考查。作風謹嚴的司馬光則不同，為了說明各種資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以及辨別是非決定取捨的理由和依據，他把這些考訂成果綜合整理成一部《通鑒考異》。司馬光自著《考異》是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對後來的史學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我國古代傳統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
尊重歷史，不誣事實，是《資治通鑒》的重要特點，也是它優於某些正史的地方。在司馬光以前，許多人倡導正閏論，人為地把分裂割據時代同時存在的政權區分出正統與非正統來。司馬光根據歷史實際，批駁了正閏論的虛妄不實，他說：「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之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通鑒》卷六十九「臣光曰」)這種據實寫史的態度，使《資治通鑒》比較客觀全面地反映了歷史真實。為使最高統治者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通鑒》一書比較偏重於政治史。對於國家的興亡，政治的好壞，君主的賢愚，官吏的忠奸等，《通鑒》寫得很多。對許多有作為的皇帝的豐功偉績，《通鑒》寫得很詳細。從維護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出發，《通鑒》也揭露了一些封建帝王荒淫無恥、殘忍暴虐、誤國害民的罪惡事實，有些地方寫得相當生動具體，淋漓盡致。這在「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正史中是不易讀到的。《通鑒》對歷次農民起義的爆發、經過情形、起義的領袖人物等，往往也有比較客觀翔實的記載。拿唐末黃巢起義來說，《通鑒》的記載就比新舊《唐書》的記載要翔實可靠得多，比較客觀地再現了這次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生動畫面。司馬光雖然是站在「討賊」的立場上來記述農民起義，卻如實寫出了起義軍聲勢浩大所向披靡、唐王朝驚恐不知所措的情狀，如「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黃巢入長安，「甲騎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如此生動寫實的記載，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講，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了。《通鑒》對歷史上的民族關係、民族矛盾，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能夠注意揭露某些統治者的昏庸腐敗，如後晉高祖石敬塘喪權辱國甘當兒皇帝的罪行等。對勞動人民反抗異族侵擾的鬥爭，《通鑒》也有不少記述。上述所有這些，都說明《資治通鑒》的歷史價值是十分寶貴的。
熔鑄百家，言簡事明，是《資治通鑒》的顯著特點之一。雖然它取材廣泛，網羅宏富，而且是集體編纂的，但由於司馬光對於全書的體例、書法，以及史料的考訂，文章的剪裁，乃至語言的錘鍊，都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而且親自刪削定稿，總其大成，因此，最後成書時，使不同時代、不同來源、不同文筆的各種史料熔於一爐，渾然一體，有熔鑄百家之功，得深入淺出之妙，繁簡適宜，體例統一，前後如出一手。《資治通鑒》的成功，為歷史編纂學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
在《通鑒》問世之前，紀傳體的正史已有17部之多，而且都是長篇巨制，文字浩繁。《資治通鑒》則文字簡潔，敘事詳明。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曾說：「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唯《通鑒》可以當之。」這是十分恰當的評價。《通鑒》記事雖以政治、軍事為主，而社會、經濟、文化等制度也無不摘要記載。《通鑒》寫戰爭是很有名的，不僅寫得多，而且寫得好。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寫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戰來說，魏、蜀、吳三國包括曹操、劉備、孫權以及諸葛亮、周瑜、黃蓋等文臣武將，先後有幾十個人物登場。這些人的有關事迹，散見於《後漢書》、《三國志》的許多紀、傳之中，分散割裂，難以理清頭緒。《通鑒》把有關材料集中起來，經過剪裁潤色、錘鍊加工，不僅把戰爭的起因、過程和結局講得井井有條，脈絡分明，而且把許多歷史人物的性格刻畫得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不僅是史學名篇，而且是文學名篇。各種戰爭，不論大小，《通鑒》都能寫得有頭有尾，有聲有色。《通鑒》為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寶貴資料。
《通鑒》的缺點也是明顯的。書中有些論贊立論偏頗，反映了司馬光保守的政治觀點。如《通鑒》卷一第一篇論贊，就開宗明義地提出：「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對周天子容忍三家分晉的做法進行了抨擊，其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觀點十分鮮明。有些論贊中，司馬光還借古諷今，發泄他對王安石變法的不滿。如關於智伯滅亡之事，他發表了有名的才德論，認為有才無德者必致敗事，藉以暗示宋代主張變法的人都是有才無德之人。對於這樣一些出自政治偏見的論贊，我們必須分析批判地對待。《通鑒》在紀年方法上也有缺點。司馬光雖然否定了正閏論，聲稱只是借年號以記事，但在分裂割據的時代，以一朝一國的年號，記敘幾朝幾國的事迹，總是不科學的，難以迴避實際存在的主從尊卑問題。另外，一年當中先後有幾個年號的，《通鑒》一律用最後一個年號紀年。這樣的紀年方法，既不能如實地反映年號起迄的準確時間，又造成了用後朝年號記敘前朝事迹的矛盾情況。讀史的人稍不留心，就會把史實張冠李戴。《通鑒》全書的內容，詳於政治軍事，略於經濟文化。在記載史實上，也存在某些疏漏和錯誤。後代一些學者，曾做過批評、訂正和補充。
《資治通鑒》問世以後，為它作注釋的人不少。其中，以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最為周密詳明，它把《通鑒考異》分別附於有關正文之下，也給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通鑒》的刻本，舊以清代嘉慶年間胡克家校刻的附有胡三省《音注》的版本為最好。中華書局出版的《資治通鑒》就是以它作為底本，組織有關專家標點整理而成，是目前最便於閱讀的本子。
《資治通鑒》的成功，使編年體史書又重振旗鼓，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後代許多史書不僅沿用《通鑒》的體例，而且直接以「續通鑒」為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圖21)，詳細記載了北宋九朝168年的史實。其次，還有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這三部書都寫成於南宋初年，是關於北宋歷史的資料寶庫。明人薛應旂〔qi奇〕的《宋元資治通鑒》，王宗沐的《續資治通鑒》，以及清人徐乾學的《資治通鑒後編》，都是關於宋元歷史的編年體著作。只是三種書均成就不高，而以徐乾學的《後編》略勝一籌。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在前人基礎上纂輯增補，取得了後來居上的可觀成就。它直錄史書舊文，以編年形式有條理地敘述了宋元時期的主要史實，而且自撰《考異》，甄別史料。明末清初人談遷的《國榷》是明代的編年史，可惜清代時被列為禁書，所以多有散失。清人陳鶴的《明紀》過於簡略，不便於初學。夏燮〔xie瀉〕的《明通鑒》詳略較為適中，觀點則較舊。這樣，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開端，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