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史書基本上都是編年體。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問世創立了紀傳體之後，班固以後的史學家紛紛模仿其體例。紀傳體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正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說：「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史通·二體篇》)。它體例完備，記敘全面，包羅宏富，而且以本紀為綱，如實地反映了封建時代以帝王為中心的政治現實。因此，紀傳體取代編年體成了漢唐時期史書撰著的主流。
東漢末年，漢獻帝因為《漢書》篇幅太多，不便閱讀，命令荀悅按照《左傳》的體例，刪略《漢書》。荀悅從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開始，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用了兩年多時間，將80餘萬字的《漢書》改編縮寫為18萬餘字的《漢紀》。文字削減4/5，而西漢一代重要歷史事件、人物、制度等，都很有條理地記述下來了，因而得到「辭約事詳」的稱讚。全書30卷，按帝王先後分為12紀，而以王莽之事附於平帝紀後，共敘事231年。荀悅不僅按年月編排史事，還運用類比的方法，把同類的人或事聯繫起來記載，使有些人物、有些無法確定年月的史事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等，在書中得到適當的記敘。為了幫助統治者了解「天人之際，事物之宜」，荀悅十分重視論贊。全書「荀悅曰」近40則，長短不一，寫法靈活，因事而發，不拘一格，累計約10000多字，佔全書篇幅的1/18，均為荀悅的精心之作。《漢紀》組織嚴密，文辭簡約，是第一部編年體的斷代史。它的產生，使冷落了相當一個時期的編年體史書開始恢複了生氣。
繼荀悅之後，東晉人袁宏撰寫的《後漢記》是又一部編年體的斷代史。全書30卷，約21萬多字。記事自新莽元鳳四年(公元17年)綠林起義始，至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魏代漢為止，共204年。按帝王先後分為不同的帝紀，簡明扼要地記敘了東漢一代的史事。袁宏著書態度謹嚴，他廣泛參閱了《東觀漢記》以及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璠等人的歷史著作，累計達數百卷之多。他對史事的考訂和文字的斟酌一絲不苟，21萬字的著作，寫作了八年之久。該書記事詳略適當，重點突出，語言生動，是一部優秀的東漢編年史。後來范曄撰寫紀傳體的《後漢書》時，充分吸收了袁宏《後漢紀》的精華。然而袁宏具有濃厚的封建名教思想，他的史論雖多，卻比較迂腐而不精彩。
此後，編年體史書再沒有產生什麼有影響的著作，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500餘年。直到宋代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問世，才以其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巨著，取得了空前的史學成就。自《資治通鑒》以後，編年體史書才真正佔據了赫然與紀傳體「正史」並列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