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原來名叫《左氏春秋》，它和《春秋》本是各自單行的兩部書，這和《公羊傳》、《穀梁傳》不一樣。《公羊傳》、《穀梁傳》是附屬於《春秋》經的，以經文和傳文排比在一起。《左氏春秋》原是獨立成書的，雖然漢代著名學者劉歆非常重視引用它來解釋《春秋》經，把書名稱做《春秋左氏傳》，但是經和傳還是各自分開的。直到晉代杜預編撰《春秋經傳集解》，這才把傳文分年附在經文後面，一段經文，一段傳文，變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形式(圖18)。
《左傳》的記事時間，和《春秋》大體一致而又略有超出，也主要是從魯隱公到魯哀公這一段12公時期，不過，它追記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比《春秋》早83年；它按年記事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也比《春秋》多13年。和《春秋》的流水賬式的簡略記載相比，《左傳》的記事是十分豐富而具體的，它有記言，有記行，有細節描寫，有扼要概述，有追述，有附述，還有分析，有評論，是體制比較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可以說，《左傳》在廣泛採集各種古史舊聞、公私記載的基礎上，斟酌取捨，系統而詳細地記敘了春秋時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許多事件，是研究先秦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的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春秋》因記載簡略，許多地方不容易看懂，讀起來也比較枯燥呆板，乏味得很。《左傳》就不同，它記事翔實，文筆優美，以豐富的史料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生動具體，讓人讀起來津津有味。例如隱公元年《春秋》所記：「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yan煙〕。」前後只有九個字；到了《左傳》裡面，則是一篇情節曲折、人物生動、有頭有尾的歷史故事。如果沒有《左傳》的記敘，就很難了解這件事的具體情形。《春秋》里許多記事不明的地方，都依賴《左傳》的補充和說明，後人才得以了解。東漢桓譚說：「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這話是很有道理的，說明了《左傳》對於《春秋》的重要性。《左傳》根據大量可靠的史料，以敘事為主要方式，對《春秋》所記史事，有選擇有重點地做了注釋和說明。如果沒有《左傳》的翔實記載，《春秋》的價值就會大大下降。《左傳》還記敘了許多《春秋》所沒有記載的史事。春秋時期的大部分是以晉楚兩大國的爭霸為中心，但是，《春秋》對於兩國的逐步強大以至爭霸的發展過程完全沒有講到，《左傳》則有詳細具體的記敘。例如城濮、邲〔bi必〕、鄢陵三大戰役的勝負是晉楚兩國盛衰轉變的關鍵，《春秋》雖記有其事，但沒有講到戰爭的起因與經過，《左傳》就記其始末非常細緻周詳，故事性很強。如果沒有《左傳》，讀者對這三大戰役也將無從理解。
《左傳》因史料價值極高而受到人們重視，同時它的文學成就和語言技巧也是很高的。作者既善於突出事物的本質特徵，用簡括的語句把複雜紛繁的事件描述得井井有條，特別是描寫戰爭，往往寫得脈絡分明，有聲有色，又善於用極簡潔的文字，通過精彩的細節和內心描寫，把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春秋各國的外交活動頻繁，使臣會說話還是不會說話，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榮辱安危，因此非常重視外交辭令。《左傳》對此有生動的記敘。許多對話，委婉含蓄，外柔內剛，意味深長，看起來文質彬彬，只是從容不迫地慢慢講來，骨子裡卻透著堅強，關鍵問題上寸步不讓。這固然是當時政治風尚如此，《左傳》作者記敘時的錘鍊加工也是少不了的。《左傳》書中有許多生動的歷史故事，例如曹劌〔gui貴〕論戰、齊桓公伐楚、宮之奇諫假道、燭之武退秦師、介之推不言祿、弦高犒秦師、楚歸晉知罃〔ying英〕等，都文筆優美，情節動人，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佳作。
關於《左傳》的作者和成書時間，歷來討論得很多，意見也很分歧。按照司馬遷《史記》的說法，《左氏春秋》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孔子說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大意是：「說話乖巧，待人巴結，十足的恭順討好，這種人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把對人的怨恨掩藏起來和人交朋友，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可見左丘明是孔子十分推重的同時代人，或許比孔子年紀略微大一些。《左傳》書中有不少文字證據可以說明作者是魯國人，例如多處以「我」字作為魯國的代稱，對於魯公只稱公，對於魯大夫前面不寫「魯」等。從書的內容來分析，《左傳》各部分的內容很不平衡，時間方面，前期較略，後期較詳，後期中以襄公、昭公時期為最詳，兩公在位時間共63年，不過為春秋時期的1/4，而記敘內容幾乎佔到全書的一半。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於公元前479年(魯哀公十六年)。《左傳》對於作者當世能夠耳聞目睹的史事記敘得周詳一些，這是很自然的。對於時間距離太近的事，作者不便多所評說，因此，定公、哀公時事也相對簡略一些。另外，因為是同時代人著書，其對孔子、對《春秋》的態度都要相對獨立和自由一些，作者有自己的斟酌取捨和獨立見解。這和尊奉孔子為聖人、尊奉《春秋》為經典的後人是不一樣的。這也就是《左傳》同《春秋》經的關係與《公羊傳》、《穀梁傳》不同的原因所在。我們認為：《左傳》最初的作者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魯君子左丘明，在傳授講習的漫長過程中，後人對該書陸續有所增加、補充和修訂，最後寫定成書則可能在戰國前期。
先秦時期的著作很少有成於一人之手的，多數都有一個纂輯的過程，《左傳》也是這樣。由於這種情況，我們對於《左傳》書中的史料也要做些分析和鑒別。大致講來，文字比較簡潔平易，而且詳記年時月日的，應是當時史官的記載，其史料價值最高。其次是一般的記事文字，包括許多生動的歷史故事，往往沒有記載詳細的時間。它們多半出自各國私人記錄，其中有史事，有傳說，多半還是可信的。少數是後人插入的，那就要分析了。再有就是一些長篇大論的文章，文字比較浮誇鋪張，喜歡用數目字，喜歡排比句，很像戰國時期的文章風格。引用這樣一些史料來說明問題就要審慎一些，最好能參考其他資料做必要的考訂。
《左傳》書中卜筮〔shi是〕預言很多，而且往往都很靈驗，這些都是後人造假附會出來的，也是《左傳》曾經後人改竄的有力證據。說中了的預言，其史事應當是造假的人所親身經歷過；而少數沒有說中的預言，則是歷史發展出於造假附會的人的意料之外，他們沒有見到後來發生的事。今天不少學者正是根據《左傳》書中預言的驗與不驗，對《左傳》寫定成書的時間提出了有力的分析論斷。
《左傳》由於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學成就，很受後人重視，歷來為它作注的人不少。比較通行的注釋本是收入《十三經註疏》中的《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是歷史上比較有影響的注釋本(圖19)。中華書局近年出版了楊伯峻編著的《春秋左傳注》，作者在廣泛吸取古今中外學者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左傳》做了全面詳細的注釋，帶有一定的總結性。青年同志如果閱讀此書有困難，還可以參考沈玉成的《左傳譯文》，他是根據楊伯峻的注來翻譯原文，譯文準確，讀起來比較順暢。把《左傳》全書譯成白話，這是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