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家長制確立以後，女子地位開始明顯下降。禮制規定國家政權、家庭產業都由父子相繼，世代相承。既然血緣按父系計算，只傳其子，不傳其女，所以女兒生還是不生是無所謂的，生了女兒有時還是家庭的累贅，但繼嗣的可靠性卻是要保證的。所以每個家庭都非常重視生養兒子，而對女兒的出生表現出無關痛癢的態度。《詩經·小雅·斯干》寫道：「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ti惕〕，載弄之瓦。」孩子一生下來，就因性別的差異受到了父母不同的待遇，男孩睡在床上，給他包的是衣裳，玩的是玉璋；而女孩只能被置於地上，包的是衣褂，玩的是紡線用的瓦。重男輕女，男尊女卑，表現得竟如此涇渭分明，後人稱生男孩為「弄璋之喜」，生女孩為「弄瓦」，典故就出於此。《斯干》還說生了男孩就希望他成龍成虎，能「室家君王」，而生了女孩，就「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了，意為你長大了只能在廚下操勞，只要不給父母丟臉也就罷了。
由於擔心兒子養不大，中途矢折，所以即使生了兒子，還要再生，祈求能夠多子多福。在《詩經》中，常可見到祝人子孫眾多、綿延不絕、家室興旺的祝辭。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kui潰〕，永錫爾類」、「永錫祚胤」等等。「錫」，這裡是賜的意思，「祚胤」，泛指子孫後嗣，可見周人對生養兒子看得何等之重了。在這種情況下，做妻子的若不能為夫家生子，那她就很難逃脫厄運了，不是被棄，就是被冷落，而丈夫則可以再娶。妻子因「無子」被「出」的原因，《大戴禮記·本命篇》說是「為其絕世也」。接續煙火成了女子地位能否有保證的基本準則。
在離婚問題上，女子的地位也下降了。兩周以前，貴族婦女還保留著部分的出夫權，如劉向的《說苑》里，就記載姜太公是「故老婦之出夫也」。到了宗法家長制確立的周代，這種權利變為男子所獨享，出妻之例，社會各階層都有。宗法家長制將權力高度集中於男子之手，夫妻間形成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哪怕是特受寵幸的嫡妻，也無法料及自己是否被出，何時被棄。《詩經·邶〔bei倍〕風·谷風》就刻划了一個婦女被丈夫遺棄後的悲痛感情。詩里寫道，那個男子剛結婚時，對妻子很好，「宴爾新婚，如兄如弟」，但過了不久，就「反以我為仇」，將妻子當作了賣不出的貨品與毒物。《毛詩序》認為這類「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的事情是當時的制度造成的，「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詩經·衛風·氓》的題旨與《谷風》相似，敘述了一個女子從戀愛到被棄的經過，感情十分悲憤。對於未婚女子來說，她們最怕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給自己帶來不合適的丈夫，《詩經·王風·中谷有蓷〔tui推〕》就描寫了女子錯嫁男人後莫可奈何的嘆息：「嘅其嘆矣，遇人之難矣……」後悔也來不及了。
在周代，女子在家庭中已開始逐步受到三從四德的束縛，家庭中「男外女內」的格局已經形成，《易經》中就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治內之婦必須以治外之男的意願為依歸，沒有獨立的自主權利，只有從屬的家庭地位，而且要遵守「外言不入於梱〔kun，即門限〕，內言不出於梱」(《禮記·曲禮》)的準則。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家出了亂子，或者家庭破敗了，男子還要將責任推在婦女頭上，認為一切都是婦女這股禍水所導致的。據《尚書·牧誓》記載，還在周武王伐紂滅商的時候，就在誓詞中說：「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說母雞打鳴，這個家就要敗掉了，用來比喻婦女不能參與政事。武王聲討紂王罪狀的頭一條，就是「唯婦言是用」。後人將西周的滅亡也歸之於周幽王的妃子褒姒，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經·小雅·正月》)。到了戰國時代的《汲冢周書》里，甚至將應時季節現象不出現與婦人必做壞事聯繫起來，說什麼「清明又五日，虹不見，婦人苞亂；小雪之日，冬虹藏，婦不專一」，真可謂奇談怪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