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去找大夫了。
「你初次喝酒以來，到現在有多久了？」他問道。
我側過臉回答說：「哦，有些時候了。」
他是個年輕的大夫，年紀在二十到四十之間。他穿的襪子是淺綠色的，不過人卻象拿破崙。我很喜歡他。
「現在，」他說，「我要讓你看看酒精對你的血液循環所起的作用。」我聽他說的好象是「循環」；不過也可能是「廣告」。
他把我的袖管捋到胳膊肘上面，取出一瓶威士忌，讓我喝了一杯。他更象拿破崙了。我開始更喜歡他了。
接著，他用一條壓布紮緊我的胳膊，用手指按住我的脈息，捏著一個同溫度計似的儀器連在一起的橡皮圓球。水銀柱上下跳動。似乎沒有停過；但大夫說表上是二百三十七，或者是一百六十五，或是諸如此類的數字。
「喏，」他說，「你看到酒精對血壓的作用了吧。」
「太棒啦，」我說，「不過你認為這次試驗夠了嗎？我覺得挺有意思。我們再試試另一條胳膊吧。」但是他不幹。
隨後，他捉住我的手。我以為自己大概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和我告別。然而他只用一枚針在我指尖上猛扎一下，擠出一滴血，同粘在卡片上的許多象五毛錢撲克籌碼似的東西加以比較。
「這是血紅蛋白試驗。」他解釋說。「你的血色不對頭。」
「是啊，」我說，「我知道應該是藍色；不過我們這個國家的血統很混雜。我祖先中間有幾個是騎士；可他們同楠塔基特島上的一些人混熟了，所以——」
「我指的是，」大夫說，「紅色太淺了。」
「哦，」我說，「那就不是婚姻匹配，而是顏色搭配的問題了。」
接著，大夫使勁搥我的胸部。他這麼乾的時候，我說不清楚他使我想起的是拿破崙、戰役，還是納爾遜 。他臉色陰沉，說了一連串凡夫俗子難免的病痛——大多數都以「炎」為結尾。我馬上先付他十五塊錢。
「你說的毛病中有沒有哪一種或哪幾種肯定會致命的？」我問道。作為與此休戚相關的當事人，我覺得應當表示一些興趣。
「全部都會。」他回答得很輕鬆。「但是它們的進展可以抑制。只要經過精心治療，不斷治療，你可以活到八十五歲或者九十歲。」
我聯想到大夫的帳單，趕快表態說：「八十五就夠啦。」我又取出十塊錢，預付給他。
「現在的首要任務，」他大受鼓舞地說，「是替你找個療養院，讓你徹底休息一段時間，改善你的神經狀況。我親自陪你去，挑選一個合適的地方。」
他把我帶到卡茨基爾的一家瘋人院。瘋人院坐落在一個光禿禿的山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常客才光臨那裡。那地方滿目荒涼，唯有大小石頭，幾片未融的積雪和稀稀拉拉的松樹。年輕的主治醫師倒非常可親。他沒在我胳膊上扎壓布就給了我一服興奮劑。那時正好開午飯，他便請我們一起就餐。餐廳里有二十來個住院病人，分坐在幾張小桌旁。年輕的主治醫師走到我們桌前說道：「這裡有個慣例：我們的客人不把自己當作病人，而只是來休養的疲倦的先生太太。不論他們有什麼小毛病，談話中絕對不提。」
陪伴我的大夫高聲吩咐女侍替我準備一些磷酸甘油酸石灰炒肉末、狗麵包、溴泡騰鹽薄餅和番木鱉茶。這時，餐廳里發出一種聲音，彷彿松樹林里突然颳起了一陣暴風。在場的人嘁嘁喳喳地議論開了：「神經衰弱！」——只有一個鼻子靈敏的人是例外，我清清楚楚地聽見他說：「慢性酒精中毒。」我希望同他進一步認識認識。主治醫師轉身走了。
飯後一小時左右，他陪我們去工場——那裡離院部有五十碼遠。在工場負責照料客人們的是主治醫師的替角和助手——一個只見兩腳和藍色運動衫的人。他個子太高了，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有沒有長著臉；不過盔甲包裝公司一定樂用僱用他。
「我們的客人們，」主治醫師說，「在這裡從事體力勞動——實際上是娛樂，從而消除他們過去的精神煩惱。」
這裡有車床、木工器材、陶工工具、手紡車、織布機、踏車、大鼓、蠟筆人像畫放大儀和鐵工鍛爐，一應俱全；看來能引起第一流療養院里自費瘋子客人們的興趣。
「在角落裡做泥餡餅的那位太太，」主治醫師悄俏說，「是大名鼎鼎的盧盧·盧林頓，那本名叫《愛情為何要愛》的書的作者。她現在做的事只是為了在完成那部作品後讓腦子休息休息。」
我看過那本書。「她幹嗎不再寫一本，從中得到休息呢？」我問道。
你們看到了吧，我的病並不象他們想像的那麼嚴重。
「那位往漏斗里灌水的先生，」主治醫師往下說，「是華爾街的經紀人，他工作過度，累垮了。」
我扣好上衣的扣子，唯恐丟失錢財。
他指點給我看的另一些人中間，有玩諾亞方舟的建築師，看達爾文《進化論》的牧師，鋸木頭的律師，向那個穿藍色運動衫的助手介紹易卜生劇本的十分疲勞的交際花，睡在地板上的神經過敏的百萬富翁，還有一位拖著一輛小紅車在屋裡打轉的著名藝術家。
「你身體看上去很結實。」負責替我治病的大夫說。「我認為使你神經鬆弛的最好的辦法是從山上往下扔小石頭，然後再把它們揀回來。」
我拔腿就跑，大夫趕上我時，我已經跑了一百碼遠。
「怎麼回事呀？」他問道。
「是這樣的，」我說，「目前沒有飛機可乘。因此，我只好遛躂到火車站，搭第一列不定時的，燒煙煤的快車回城裡去。」
「唔，」大夫說，「也許你是對的。這地方看來對你不合適。不過你需要休息——絕對休息和鍛煉。」
當晚，我到城裡一家旅館，對管理員說：「我需要絕對休息和鍛煉。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有活動床的房間，再派幾個服務員，在我休息時輪班把床抬高放下？」
管理員在擦指甲上的一塊污跡，側過臉朝坐在休息室里的一個戴白帽子的高個兒使了個眼色。那人站起來，客客氣氣地問我有沒有見到西門口的灌木叢。我沒有見到，他便領我去，在門口從頭到腳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原以為你喝多了，」他相當和氣地說，「不過現在看來不是這麼一回事。你最好還是去看看大夫吧，老兄。」
一星期後，替我治病的大夫又量了我的血壓，但是沒有事先給我興奮劑。他的襪子帶些棕黃色，叫我看了不順眼。
「你需要的，」他下結論說，「是海濱空氣和夥伴。」
「找個美人魚——」我剛開口，他趕緊擺出專門家的架勢。
「我親自出馬，」他說，「帶你去長島海濱的清新旅館，照料你的健康。那是個安靜舒適的休養地，你去了很快就能恢複。」
清新旅館是海岸對面島上的一家豪華賓館，有九百個客房。凡是不穿禮服去進餐的人都給轟到靠邊的餐廳，只能吃甲魚和香檳酒的客飯。這個海灣是擁有私人遊艇的富翁們的落腳點。我們抵達的當天，「海盜號」正好停泊在岸邊。我看見摩根先生站在甲板上，一面吃乳酪三明治，一面羨慕地眺望著旅館。話雖這麼說，這個地方卻花不了什麼錢。因為誰都付不起他們的帳單。你要離開的話，乾脆留下行李，偷條小快艇，在夜裡溜回大陸。
有一天，我在那家旅館的管理員桌上拿了一本旅館專用的空白電報紙，向我所有的朋友們告急，請他們寄錢來，好讓我脫身。我的醫師和我在高爾夫球場上玩了一盤槌球遊戲，然後在草坪上睡覺。
我們回到城裡，我的醫師彷彿突然想起一件事。「順便問一句，」他說，「你感覺怎麼樣？」
「病情好多啦。」我回答說。
會診大夫的情況不同。他不能肯定是否拿得到診金，這就保證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或是最馬虎的診治。我的醫師帶我去看一位會診大夫。他作了錯誤的猜測，居然給我精心診治。我非常喜歡他。他讓我做一些共濟運動。
「你後腦疼不疼？」他問。我說不疼。
「閉上眼，」他吩咐說，「兩腳併攏，使勁往後跳。」
我一向善於閉上眼往後跳，於是照辦了。我的腦袋撞到浴室門沿上，因為那扇門開著，並且只有三英尺遠。大夫感到十分抱歉。他忘了門是開著的。他走過去把它關上。
「現在你用右手食指碰你的鼻子。」他說。
「在哪兒？」我問。
「在你臉上。」他說。
「我說的是我的右手食指。」我解釋說。
「哦，對不起。」他說。他重新打開浴室門，我從門縫裡抽出手指。我出色地完成了指鼻試驗後說：
「大夫，我不願意向你隱瞞癥狀；我的後腦勺現在確實有一種近乎疼痛的感覺了。」
他不理會這個癥狀，卻用一個最近流行的投幣聽音樂器上的耳機似的玩意兒來檢查我的心臟。我覺得自己成了民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