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有多種多樣的。喂，大家坐定了，指名叫到誰，誰再站起來，好不好？
我自己就當過各種傻瓜，只差一種。我揮霍了祖傳的家產，妄想結婚；我打撲克，玩草地網球，做沒有本錢的投機買賣——我的錢財很快就各奔前程，同我分了手。但是有一種頭戴系鈴帽的滑稽角色我還沒有扮演過。那就是尋覓藏寶的人。很少有人會犯這種愉快的狂熱病。但是在所有追隨邁達斯國王的人中間，覓寶人的追求最富於美妙的憧憬。
但是我還要說幾句離題的話——拙劣的作者都難免如此——我這個傻瓜屬於多情的類型。我見到梅·瑪莎·曼格姆後，就是她的人了。她年方十八，皮膚象新鋼琴的象牙琴鍵那麼白皙，容貌秀麗，彷彿一個天真無邪的天使謫降人間，註定要生活在得克薩斯草原上一個沉悶的小鎮里；因此，她的姣好端莊更增添了動人哀憐的魅力。憑她的氣質和嫵媚，她原可以象摘木莓似地摘下比利時或者任何一個花哨的王國的皇冠上的紅寶石，但她自己並不知道，我也沒向她點破。
你明白，我是要贏得並保持梅·瑪莎·曼格姆。我要她同我長相廝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煙斗擱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瑪莎的父親留著大鬍子，戴著眼鏡，鬍子和眼鏡幾乎把他整個人都遮住了。他活著就是為了同甲殼蟲，蝴蝶，以及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鑽進你脖子里的，或者落到黃油上的蟲子打交道。他是昆蟲學家，或那一類的人物。他整天在外面用紗網兜捕甲蟲目的飛魚，用大頭針把它們釘住，給它們起名字。
他們家只有他和瑪莎兩個人。他珍視她，把她看作精美的人類標本；因為她照料他，讓他不時能吃上飯，衣服不穿反，讓保存標本的玻璃瓶里的酒精經常滿著。據說科學家們多是心不在焉的。
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人也有意於梅·瑪莎·曼格姆。那就是古德洛·班克斯，一個剛念完大學回家來的年輕人。書本上的造詣他都具備：拉丁文、希臘文、哲學、尤其是數學和邏輯學的高等分支。
若不是為了他那逢人就賣弄自己的知識和學問的習慣，我本來會很喜歡他的。即使如此，你光看表面的話，仍會認為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一有空就在一起廝混，因為每個人都想從對方嘴裡撈些稻草，從而探悉梅·瑪莎·曼格姆著意的風向——這種比喻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古德洛·班克斯才不會犯這種毛病呢。情場角逐的人都是這樣的。
你也許會說古德洛傾向於書本、禮貌、文化、智力和衣著。我會使你更多地想到壘球和周五晚上的辯論會——算它同文化沾些邊吧——也許還會想到一個騎馬的好手。
但是在我和他的閑聊中，以及我們去拜訪梅·瑪莎時的談話中，古德洛·班克斯和我都摸不清她到底喜歡我們中間的哪一個。梅·瑪莎生性不愛明確表態，早在搖籃里的時候，就懂得讓人們去捉摸猜測。
我已經說過，曼格姆老頭總是心不在焉。很久以後的一天，他發覺——準是一隻小蝴蝶告訴他的——有兩個年輕人想網走那個照料他生活的年輕姑娘，或者女兒，或者諸如此類的法律上的附屬物。
我從來沒有料到科學家們居然也能起而應付這種局面。老曼格姆在口頭上替古德洛和我定了性，輕巧地把我們歸入脊椎動物中最低級的綱目；用的還是英語，沒有說什麼拉丁文，只提了一句etorix，Rex Helvetii ——我懂得的拉丁文也只有這麼一句。他還通知我們，下次再看到我們在他家附近轉悠，就要把我們加進他收集的標本。
古德洛·班克斯和我迴避了五天，想等這場風波平息。等我們鼓起勇氣再登門拜訪的時候，梅·瑪莎·曼格姆和她父親已經走了。走了！他們承租的房子空關著，他們不多一點兒的家什也搬走了。
梅·瑪莎沒有給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留下告別的話——沒有在山楂樹上釘一張飄動的白色便條；沒有在門柱上畫個粉筆記號；也沒有在郵局裡留一張明信片，給我們一點線索。
整整兩個月，古德洛和我分頭想方設法去追蹤這兩個逃亡者。我們同火車站的售票員，出租馬車行里的人，火車上的乘務員，以及鎮上唯一的那個警察講交情，拉關係，可是毫無結果。
於是我和古德洛便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親密的朋友和更勢不兩立的仇人。每天下午工作結束後，我們都在斯奈德酒店的後屋裡碰頭，玩玩骨牌，談話時勾心鬥角，互相套對方的口氣，想知道有沒有什麼新的線索。情場角逐的人就是這樣的。
古德洛·班克斯老是嘲弄似地賣弄自己的學問，把我列為那類只配念「簡·雷真可憐，她的小鳥死了，她沒有什麼可玩了」的人。不過我挺喜歡古德洛，我蔑視他那套大學裡的學問，而且人們都認為我脾氣好，所以我壓住火氣。再說，我想探聽他有沒有梅·瑪莎的消息，我這才按捺住性子，繼續同他來往。
一天下午，我們聊天時，他對我說：
「即使你找到了她，埃德，你又能有什麼指望？曼格姆小姐很有頭腦。也許她天真未鑿，但她註定要享受更高級的東西，不是你所能提供的。同我交談的人中間，唯有她才能欣賞古代詩人作家以及吸收並發展了他們的生活哲學的近代文人的魅力。你不認為你找她是在白白浪費時間嗎？」
「我對幸福家庭的概念，」我說，「是得克薩斯草原上一幢八居室的房屋，傍依一泓池水，橡樹環抱。起居室里，」我接著說，「有一架帶自動彈奏器的鋼琴，牧場上圈三千頭牛作為開端，一輛四輪馬車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馬隨時聽從太太使喚——梅·瑪莎·曼格姆可以隨心所欲地花費牧場的收益，同我長相廝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煙斗擱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情況將是這樣，」我說，「你的課程、文化、哲學連一枚無花果都不值——並且還是乾癟的、士麥拿小販攤上的無花果。」
「她應該享受更為高級的東西。」古德洛·班克斯又說了一遍。
「不管她應該享受什麼，」我回說，「反正她現在不見了。我要儘快找到她，用不著大學幫忙。」
「這副牌打不通了。」古德洛擱下一張骨牌說；我們便喝啤酒。
不久以後，我認識的一個年輕農民來到鎮上，給我帶來一張折好的藍紙。他說他爺爺剛去世。我忍住了眼淚，他接著說老人家把這張紙珍藏了二十年。他把它作為遺產的一部分留給家人，其餘的只有兩頭毛騾和一塊不能耕作的土地。
那是廢奴主義者同脫離主義者打仗期間 使用的古老的藍紙。紙上標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記的是價值三十萬元的十馱金幣和銀幣的埋藏地點。老朗德爾——也就是孫子山姆的爺爺——從一個西班牙教士那裡聽到這消息，埋錢的時候教士在場；許多年前——不，許多年後——他在老朗德爾家去世的。老朗德爾根據教士的口授記錄下來。
「你爸爸幹嗎不去找藏寶呢？」我問道。
「他還沒去，眼睛就瞎了。」他回答。
「你自己幹嗎不去呢？」我又問。
「嗯，」他說，「我是十年前才知道有這張紙的。春天要犁地；接著要在玉米地里鋤草；然後要替牲口準備飼料；冬天很快又來了。一年年這麼下去，給耽誤了。」
我覺得這些話十分在理，當場就決定同小李·朗德爾一起著手覓寶。
紙上的說明很簡單。馱財寶的騾隊從多洛雷斯縣一個古老的西班牙傳教基地出發。他們根據羅盤方向，直奔南方，到了阿拉米托河。涉水過河後，他們把財寶埋在兩座大山中間一座馱鞍形小山頂上。藏寶地點有一堆亂石作為標誌。幾天後，整個騾隊被印第安人殺死，只有那個西班牙教士逃出性命。這一秘密是獨家壟斷的。我認為切實可行。
李·朗德爾建議添置一套野營裝備，雇一個測量員測出西班牙傳教基地到藏寶地點的路線，然後挖出那三十萬元的金幣銀幣，去沃思堡遊山玩水。但是，正因為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我倒有一個省時省錢的主意。
我們去州土地局，請他們根據老傳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帶的全部測量圖繪製一幅實用的、所謂工作略圖。我在圖上對著南方划了一條通向河岸的直線。略圖準確標明每張測量圖的線長和地區。我們憑這些資料，找到河岸上的那一點，然後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的測量圖上一個重要的，標誌明確的地區——西班牙國王菲利浦的授地——聯繫起來。
這一來，我們不需要雇測量員來測路線，可以省掉許多費用和時間。
李·朗德爾和我套好一輛兩匹馬拉的大車，裝上所有的應用物品，趕了一百四十九英里，到了奇科，那是離我們要去的地點最近的一個市鎮。我們在鎮上找到縣測量員的代理人。他替我們找到洛斯安尼莫斯測量圖上的地區，按照我們略圖上的要求，往西趕了五千七百二十巴拉 ，在那一點上擱一塊石頭，喝了咖啡，吃了鹹肉，然後搭上裝運郵件的馬車回奇科。
我認為我們很有把握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