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是人類一個豐富的食物庫，但地球只有一個，國土面積也是有限的。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農業開發和生態失衡的矛盾，在近千年間，越來越嚴重。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一矛盾才開始得到逐步解決。但要理順農業生產和生態平衡的關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黃河流域是中國最早開發，也是最早出現文明曙光的地區，直到殷、周之世，沿河的大部分地區，仍是一片蔥綠。殷、周王室的遊獵區，就在中原地帶，殷王每次大規模的田獵，都獵獲數十種野獸，其中最多的是「麋」，即四不象鹿，其他如犀、象、虎、豹、熊、鹿、獐、猴、野豬等等，都是經常的獵獲物。甲骨文記載，殷王武丁有一次就獵獲四不象鹿350多頭，一次又獵獲犀牛71頭和大量其他各種野獸。《佚周書》記載，武王滅殷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狩獵，竟獵獲四不象鹿5000多頭，犀牛12頭和無數虎、豹、熊、貉、獐、鹿、氂牛等等。直到漢代，江漢流域仍是林深草茂，和現在的大、小興安嶺一樣，許多野獸出沒其間。以後隨著人口的增加，無節制的農業開發，自然生態就逐漸失去平衡，農業區每前進一步，天然食庫就萎縮一步。在漢代以前，農業開發還有迴旋餘地，這種矛盾還不明顯，漢代以後，天然食庫萎縮加劇，兩千年來，尤其是近千年來，犀牛、野象和猴子等，就一直從中原向南方退卻。唐代時，三峽「兩岸猿聲啼不住」；宋代的嶺南仍有大批野象出沒。到了近幾個世紀，除了三峽的香溪、四川的樂山、海南的陵水、雲南的西雙版納和廣西的部分地區還有猿猴以外，長江以南的大片地區，上述其他野獸大都早已絕跡。可見1000多年來，農田的隨意墾闢，山林砍伐失控，獸類和飛禽一直都在退卻，北部退到興安嶺、西北退到青海湖和岷山地帶，中原退到神農架，南部退到武夷山、海南島和西雙版納，中國的天然食庫，就剩下這幾個綠色孤島，有的動物已絕跡，有的瀕於絕境，殘存的犀牛和野象，就只有西雙版納那300萬畝原始森林的棲身之地了。古代多如牛毛的四不象鹿，本是我國的原生動物，到清末時竟絕滅了，近年才從英國引渡回來。當然，中國發展了大規模的農業和養殖業，養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歷史記錄了我們祖先征服自然的偉大成就。世界上最早的生態理論，亦見於中國史籍，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如周公、管仲、孟軻、荀況等，都留下了維護生態平衡的光輝篇章。但近1000多年的生態失衡，卻留給我們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
除了天然食庫的萎縮，我國還有一部分已開發的生產基地退化，甚至為飛沙或黃水所吞噬，主要是西北和黃泛區。漢、唐時代，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關中平原，那段時間，絲綢之路暢通無阻，西北地區生機盎然。盛唐時代，從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的高昌一帶，仍是「桑麻翳野」，「地產五穀」，「麥禾皆再熟」(見《新唐書》及《宋史·高昌傳》)。但是政治經濟中心南移以後，整個西北地區生產和生態長期失衡，樹木被濫伐，植被受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南移，幾個世紀過去，高昌故城已被沙丘淹沒。
黃河哺育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也給歷史帶來無數災害。兩千年來，有記載的黃河決溢，據統計有1500次之多，平均不到兩年就泛濫一次，下游多次改道，黃泛區長期成了重災區。除了自然決堤，還有人為的決堤，有記載的人為決堤，損失是十分慘重的，最早的記載見於《史記·魏世家》，秦將王翦的兒子王賁率軍包圍魏都大梁(開封)時，決黃河水灌城，迫使魏王投降，整個開封城頓時變成澤國，漂屍遍野，過了將近一個世紀，司馬遷到大梁考察，看到的仍是一片廢墟。唐末軍閥朱溫建五代後梁，為了阻止李克用的騎兵南下，曾先後三次掘開黃河堤防，造成河南、山東一帶多年的大水災，損失不計其數。11世紀80年代，西夏為了抵禦宋軍，在靈州決黃河堤灌淹宋營，宋朝的中路軍8.7萬人，溺死了7.4萬人，老百姓被溺死的不計其數(見《宋史·西夏傳》)。明史記載，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為了堵截李自成的農民軍，在朱家寨扒開黃河大堤，大水直衝開封，淹死34萬人。從這些歷史情況，可以看到，兩千年來，黃泛區人民生命財產和農業生產經常受到重大的損害。
長期以來，黃土高原被濫伐濫墾，農、林、牧分布失調，水土大量流失，井田制時代開闢出來的大片沃土，變成了一條條寸草不生的溝壑，可耕的地面土層沖失嚴重，據估計，每年整個黃土高原流失土壤約16億噸，流失氮、磷、鉀和有機肥約3000萬噸。黃河的平均含沙量為每立方米37.5公斤，居世界各大河流之首。中下遊河床高出地面三至十米，變成了一條「懸河」。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開始從根本上逐步整治，近40多年沒有再決堤，但要徹底治理黃河，使黃土高原的種植業和養殖業與生態循環協調發展，還需要做許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