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我廣式春卷哪能弄法 的老朋友是錫貴阿哥，他對老上海的衣食住行無所不知，一開口就是：「早年我在卡德路一家飯店……」。聽口氣你會以為他至少有八九十歲了，他嘴裡儘是1930年代上海各處的老地名，其實他也不過74歲，是1955年的高中畢業生。
錫貴一生未婚，據說也從未戀愛過。然而他一點沒有老光棍慣常的不修邊幅邋遢樣子，出門總是衣著整潔、皮鞋發亮、頭髮彷彿吹過風似的服服帖帖，（每天梳頭時用濕毛巾壓頭髮）若是應邀做客，則更是西裝筆挺，手裡吊一根司的克，派頭十足。1980年代我和他一道去商店購物，營業員無不以為他是港商華僑（那時的勢利鬼眼皮子淺），對他十二萬分的客氣，我跟著沾光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錫貴阿哥挺括的鼻子顯酒糟色，那是他多年喝酒之故。想想也是，無妻無後的錫貴若不喝酒，如何打發晚上的時光？自打50多歲從廠里退休以後，每天老酒從黃昏吃到深夜，然後一覺睡到中午。
那年我女兒出嫁，錫貴來出席婚禮。他的衣著舉止很引人注目，有的親友說一看就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大戶人家出來的。這位親友說得一點不錯，雖然錫貴阿哥一生坎坷，最後作為普通工人退休，但他的確是「大戶人家出來的」。
錫貴的祖上是當官的。祖父是清軍的統領，父親也是清末的武官，年輕時就是藍頂花翎，十分風光。他父親駐防在太湖一帶，專門清剿太湖水盜。當年太湖流域河網密布，既是全國最富庶的魚米之鄉，也是土匪水盜縱橫之場所，這些盜匪依靠太湖發財而被稱作湖匪，很難對付，打湖匪就成了錫貴父親一生的專業。錫父（以後就這樣稱呼他）從清末一直到1949年都是以清剿湖匪專業戶而被各朝倚重：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他帶兵駐守太湖；南京政府時期他也以江蘇省水上警察廳的名義駐防太湖；抗戰以後他撤退未果，就在蘇、滬、杭三地「瞎混」，一面接受南京汪精衛偽政府的委任當上一個沒有兵的空頭軍長，一面和重慶方面暗中來往，抗戰勝利後當上了掛名的陸軍中將參議；1949年解放軍華東軍區又來找他，要他協助太湖剿匪，這是錫父這位太湖剿匪專業戶最後一次參加的軍事行動，不久就隻身一人去了香港，總算在境外得以善終。
錫貴的生母是錫父的五太太。錫父有名分的太太有五六位，沒有名分的妻子多得只有錫父才清楚，一律稱小姐。錫貴出生時，他那幾個大他30歲左右的哥姐已經結婚獨立門戶，年幼的他倒是和父親及幾個太太生活在一起。此時錫父已無實權，沒什麼進賬，但排場仍很大，客廳里等候接見的人每天不斷，來的人不是求職便是告幫，錫父總是拿點錢打發，不讓他們空手回去。
錫貴經常講，他父親所作所為對小輩並不避諱，不像有的家長在外頭花天酒地，在家裡卻對兒女宣揚「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的道理。錫父有時會帶小錫貴去他幾個外室家去白相，錫貴印象最深的是兩家。一家在跑馬廳附近的新式里弄內，這位小姐是出身中醫世家的大家閨秀，人很文靜，一手娟秀的毛筆字，對錫貴非常好，儼然一副繼母身份（錫貴講，伊哪亨會得跟我尼老太爺咯 ？真弄不懂。）；另一家在西愛咸思路 一小洋房裡，這是錫父多所藏嬌金屋中最好的一所，女主人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京劇花旦演員。錫父在滬、蘇、杭的金屋，開銷驚人：每一處必須配備娘姨傭人，每一處吃飯的除了女主人還有她娘家人。漸漸地錫貴家就有點捉襟見肘了。
錫父為人很開放（錫貴原話），他會和兒子講心裡話：「我迪格人呵，就是歡喜女人。改變是改變不了，老了再變就是老扁細（變死）哉。」
抗戰時期長三堂子生意清淡，會得打電話給錫父，要將軍大人這位當年風月場中的盟主去捧場。錫父立刻答應擺兩桌花酒，把妻兒老小開到堂子里去吃酒（妓院里從來不曾碰到過，嫖客帶全家老小來吃酒捧場的），所以錫貴小時候在妓院里多次吃過飯。
錫父一走，他的眾多妻子自然是「飛鳥各投林」，錫貴和他母親及一位沒有子女的三太太住到了餘慶坊。此前錫貴在上海南京西路安登別墅住過，在美琪電影院附近的大華新村也住過，餘慶坊是石庫門住宅，算是錫貴住過的最差的房子，但卻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足足待了61年。看來仍將待下去。
此時錫貴家的生活跌入谷底，吃飯的人不少：錫貴母子加上錫貴母親的妹妹，三太太和三太太的老母親。但沒有收入，就靠變賣金銀細軟紅木傢具為生。應該說蘇州的那所花園豪宅是值點錢的，可又充公了，成了蘇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日子過得越來越緊，比如平時吃飯葷菜就是螺絲當家，魚肉不大進門了。錫貴在餘慶坊的6年完成了學業，先在前進中學後在華華中學，錫貴阿哥講都是些「縮貨學堂」 。後來前進中學、華華中學、江淮中學3所學校合併叫作「三縮並一縮」，最後成了第五十三中學。於是以「縮」自居的錫貴1955年高中畢業就去淮南煤礦工作了。
錫貴在淮南礦區的一所子弟學校當數學教師，所掙微薄工資中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養家，自己只留點活命錢。不久躬逢「反右」，由於他一心養家糊口，對國家大事、學校小事一概沉默，所以逃過一劫。但他看到不少熱心同事落入萬丈深淵，從此深知禍從口出的古訓，尤其自己這類出身不好的人更要火燭小心。
儘管錫貴小心翼翼做人，仍然逃脫不了「幹部下放」的命運。1958年大躍進一來他就作為幹部下放到礦井去挖煤了。雖然錫貴想不通，真正的幹部（領導）只是偶爾下礦轉幾分鐘，而他這種只不過編製算幹部的底層教師卻要和礦工一樣天天下井。後來一個政工幹部一句話讓他茅塞頓開：你們這種知識分子就是要多勞動，通過勞動改造世界觀。原來教師算知識分子哉，原先錫貴以為自己只是高中畢業生，算不上知識分子。
1959年下半年開始，淮南和安徽省其他地方一樣，食品供應日趨困難，即使礦區個人定糧比一般老百姓高，但礦工仍然挨餓。沒有油葷、沒有瓜菜光吃飯，而且號稱乾飯的成了稀飯，使得勞動強度很大的礦工一個個都干不動了。錫貴和許多人一樣得了浮腫。屋漏偏逢下雨！在井下幹活時一塊礦石掉下來砸在他背上，沒幾天背疼得直不起來。總算領導開恩，批准錫貴回上海探親治病，就此告別了淮南煤礦。
錫貴講，1960年他回上海時親人見到他都嚇一跳。原本的帥小伙變成了彎腰曲背的小老頭，人從腳腫到肚子上。錫貴母親焦急萬分，一面想盡法子給兒子弄吃的，一面陪兒子到處看病，在吃了中醫傷科多帖葯之後錫貴的病漸漸好轉。假期早過，淮南方面來信催他回去。於是，回去還是留在上海，這個問題就擺在了眼前。回淮南肯定苦，但有正式工作；留上海和親人在一起，但工資沒有了，戶口也沒有了。難以決斷的錫貴母子就去找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姚文周（此時可不敢公開算命），想不到姚先生一算就斬釘截鐵地對錫貴言道：今年是庚子年，對你而言是大凶之年！最好在家養病，若去外地有殺身之禍！錫貴母親聽了堅決不讓錫貴回淮南，錫貴就留在上海待業了。
姚先生的命算得太准！就在1960年錫貴決定不回淮南後一個月，他天天幹活的礦井瓦斯爆炸，下井之人無一倖免。
戶口制度是天下最嚴厲最奇怪的人口管理辦法。奇怪之處在於當年錫貴去淮南要辦戶口遷出上海，派出所只花了不到10分鐘統統辦完，效率之高態度之好著實讓人感動。現在錫貴拿著戶籍資料要遷回上海則比登天還難。派出所還是當年的派出所，辦戶口的民警依舊是當年的民警，這些都沒變，但「面孔」變了：當年儂去外地是參加革命建設，革命光榮；現在儂回來是「自動離職」（淮南的戶籍材料如此寫），實際上就是當逃兵。逃兵可恥！想報戶口嗎？嘸沒介便當！等著吧！
這一等就是兩三年，這期間錫貴是「袋袋戶口」。問題是那年頭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沒有一切！工作當然想也不要想，然而飯總要吃吧？當時什麼都要票證：糖要糖票、肉要肉票、油要油票……這些倒也罷了，最人命關天的是沒有戶口就沒有糧食供應。靠親人支援是杯水車薪，「三年困難時期」誰家有餘糧？總算出台一個政策：對原本上海出去的「袋袋戶口」適當發一點糧票。於是錫貴每隔半個月拿好家裡購糧證去糧管所排隊領救濟糧票。據錫貴講發多發少沒有標準，要以糧管所老爺的心情而定，高興了給你10斤糧票，不開心了（昨晚和老婆吵架）就給你3斤糧票。
1960年代在上海有一批人被稱為社會青年。凡是種種原因沒能上高中、上大學的失學學生以及從外地、本地高校退學在家的學生，甚至像錫貴那樣已經在外地工作過又回來的人，年齡從十四五歲到30歲不等，統統歸入這個群體。因為這批數量龐大的青年既不屬於學校也不屬於任何單位，既無學上也無工作，因此為他們想出一個名詞：社會青年。不是失業青年、不是失學青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