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熱戀中的青年一樣，相見時感覺時間怎麼那樣快！不在一起時日子怎麼如此漫長？
我記得南山第一次來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親做了好多菜等她來和我們一道吃晚飯。在這之前母親逢人就講今晚兒子女朋友要上門，所以南山來時，我家的左鄰右舍都出來「恭候」，甚至我們用餐時也會有人借故進來張望。母親很喜歡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點結婚，越快越好。
秋天很快地過去了，冬天是談婚論嫁的季節，我們倆開始籌劃結婚的事。登記結婚必須先要到工作單位去開證明材料，對南山這當然不是問題，而對我恐怕就是麻煩事。我雖然在玻璃廠已經待了一年半，但人事關係還在學校里，本來聽說早就要轉到工廠了，不知什麼緣故拖到現在遲遲不動，這就意味著我必須到學校去開證明。他們會開給我嗎？
一個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登場了。
這天廠休，我請來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舊傢具，準備結婚派用場。突然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一個不認識的留平頂頭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紹是學校工宣隊的，找我談點事。
沒等我開口請坐，他徑直找了一張舊沙發坐下。對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視而不見，自己摸出一支煙點上，然後講了來意。他講，根據中央精神，大學還是要辦的；不僅在幹校的教工要回來，你們這批在工廠戰高溫的人也要回來，包括你這樣（他停頓了一刻，顯然在斟酌字句）——犯過嚴重政治錯誤的人，也要回校，以發揮你們的專長。
這是好消息。在談話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來學校的工宣隊員，目前是學校人事組織部門的領導。於是我不失時機地提了一個問題：
「李師傅，像我這樣的人能不能結婚？」
他又摸出一支煙，點上抽了一口，還想了一會，然後開口：
「既然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嘛，可以結婚。」
我高高興興地送李師傅下樓，到門口時他叫我不要送了，臨走時還說了一句：
「你要結婚開介紹信，來組織組找我好了。」
（「文革」期間學校人事處和組織部合併，稱「組織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