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兩三年，「娛樂」這個辭彙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消失。
看電影看戲聽書聽廣播（聽收音機）等文娛活動統統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階級鬥爭」教育，參觀「階級鬥爭」展覽會啦、「憶苦思甜」啦、政治學習啦……都是受教育。有一回我和同事去香煙廠勞動，同一生產線上有一位老工人，據說是本廠童工出身，有幾十年工齡，是「貨真價實」的產業工人。同事靈機一動請她講講在「舊社會」如何受老闆殘酷剝削的故事（今後可作為政治學習發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闆待我伲勿錯咯……」她還舉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鈔票（分紅），天熱嘛有得冰凍綠豆湯吃……我們聽了有點「響勿落」 。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回到單位去還不能提一個字。在當時，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萬惡的舊社會」開頭。
既然沒有了任何娛樂，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館吃頓飯弄點「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開心日子。大致上月初發工資上一兩次飯店，月底過窮日子坐在朋友家裡「清談」：佐談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鮑、孟德等幾個大學同學都在業餘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學期間就很熟，現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組），自然往來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訪豐子愷先生（實際上是打擾），應該也屬打發日子的娛樂活動。
和阿鮑、孟德他們聊天是聊不深的——他們不讀專業之外的書。我和初人、老高更談得來，老高通過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時田振義從安徽回來，我們會在一起聊聊哲學之類。在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人：王朝誠、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為中心形成一個愛好自然辯證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點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對朋友講：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現在是被顛倒了，現在是過分強調了精神的反作用。這個觀點朋友都很贊同。不料老田聽了卻認為我的話還是跳不出物質精神此類「矛盾論」定下的框架，應該跳出去。振義兄早已讀過維特根斯坦等近代現代哲學家的著作，眼界當然寬多了。
大家很懷念1962年。雖然還在安徽，生活艱苦，但文化生活豐富：能看到許多外國電影、能聽輕音樂、能觀賞老京劇——我在上海看過童祥苓演的「烏盆計」（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戲）。而現在報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籠」的一切：戲劇、電影、音樂、文學作品——包括巴金和豐子愷在文代會上的發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傳黨的階級鬥爭理念的一部電影、長影拍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受到批判。因為這部電影里有一個青年婦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傳授一個姑娘「戀愛經」，這是犯忌的。從此革命電影中不許有戀愛出現，只能出現階級敵人。印象里在批判電影「不夜城」的眾多聲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電影里有一個女兒坐在父親腿上的鏡頭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令人作嘔。我想這位作者大概認為無產階級的父親永遠不抱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還有娛樂：打彈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報刊上講：無產階級要佔領兒歌領域（否則會被資產階級佔領），所以「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之類的革命童謠放到小學低年級課本里，而在中小學教育中則天天教導學生「階級鬥爭」，要學生仇恨美帝蘇修、仇恨階級敵人；學習被階級敵人害死的劉文學，學習雷鋒對敵人「像冬天一樣冷酷無情」。這類「仇恨教育」的結果就是不久之後出現的紅衛兵。
沒有娛樂的日子異常沉悶。我們這些學過哲學的物理專業畢業生深信「物極必反」的道理，忘了我們中誰先講的：「弦綳得太緊，總有一天要斷掉！」總之大家都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