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經入睡的同學們被老蔡叫起，說是緊急集合。過一會廣播喇叭響了，宣布省委要求我們立即下鄉搶收搶種，保證夏糧豐收。於是大家匆匆準備，把被子打成包，還得帶上餐具什麼的。不多久全校學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門旁，沒有領導講話動員之類，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車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車站，發現等待上車的黑壓壓一片全是各個高校的學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調度要花時間，等到我們一批人上車時，天已經亮了。
我們坐的是露天的運貨的車皮，虧得是夏天，不然得凍個半死。那也不叫坐車，我是站著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風吹過我的臉，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氣爽。但時間稍長，臉上蒙上了從火車頭飄過來的黑煤灰，刺得臉發痛，我趕緊蹲下來。小猴露出難得的笑容：
俺叫你不要站著！你看！
火車開了1個多小時後在一個小站停了，我們學校的人都下了車。食堂的大師傅給我們發了饅頭，還燒好了熱開水給我們喝。心裡很感動：平時我們老是埋怨食堂，把氣都出在大師傅們頭上，真是不應該呀。
在喝水的時候，我去看了這個小站的站牌，這個小站的站名叫羅集。
按系分成幾支隊伍後我們出發了，走著走著在一個小土崗邊又分成幾支隊伍朝不同的方向走，當繞過一個水池以後，我發現只剩下我們班級的人。這裡地處江淮平原，沒什麼山，只有長滿雜草的小土崗和泥土路邊的灌木帶來了綠色，其餘的只有土黃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沒人敢喝裡邊的水。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頭。已經沒有路了，我們時而跳過水坑，時而繞過小土墩，隊伍也稀稀拉拉，三三兩兩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細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著走，這個樣子可真夠狼狽的。生活委員老徐老是給大家打氣：快到了，快到了……
終於到了。我們在幾所草房落腳，老徐帶了幾個同學找來了稻草鋪在泥地上，大家把有點濕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從早上走到下午，實在累壞了。有同學找到灶間，打算燒點熱水喝，甚至想用熱水泡腳，腳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沒有鍋，只得作罷。後來的幾天，熱水成了奢侈品，始終沒出現過。
還是老徐、老曹幾個人到隊部扛了兩大桶麥粥回來，還有1桶鹹菜。麥粥也可以稱之為麥糊，還比較稠，喝了既填飽了肚子，又解了渴；鹹菜又咸又帶點酸，後來有人說鹹菜里有蛆，不過我沒有發現過。以後幾天頓頓麥糊鹹菜，老蔡說這還是學校自己搞的伙食，與當地社員食堂毫無關係，我們絕不會給當地公社增加負擔。我們系指揮部就在隊部，那裡有廚房和醫務室——都是我們學校的。
臨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華忽然對我和景西悄悄地說：
你們注意了沒有？這一路上都沒有人！！
對啊，我們從早上走到下午，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見到。就連我們到了這所草屋，也沒有見到人。這所草屋的主人呢？
農村的夜晚應該聽得見狗叫，可這裡沒有；草屋邊有池塘，可聽不見蛙鳴；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靜，只有繁星滿天的夜空。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們這才發現，這裡沒有雞叫。我1958年高三時在上海郊區下鄉，天沒亮就被雞叫吵醒。同學們在池塘邊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覺得用池塘水洗碗不衛生，決定不洗碗，用草紙擦乾淨就行了。
一個老頭和老徐、老蔡捧著鐮刀領著大家去了麥地。總算見到了當地的社員！說是老頭也許年齡並不老，至多50來歲吧。麥地種的是小麥？還是大麥、元麥？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麥子長得稀稀拉拉，絕沒有歌中唱的麥浪滾滾的氣勢。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東農村長大的；小猴等幾個淮北同學緊隨其後；皖南的同學稍差一些，但後來在水田插秧中大顯身手；只有我們幾個上海同學農活是樣樣不行。我不是割麥是砍麥，後來乾脆用手拔，搞得渾身大汗，手還痛。老曹過來指導我們怎麼用鐮刀，景西立刻有長進，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收工的時候，腰好像斷了。我們一部分體弱年齡小的同學先回去，一部分同學在老曹、老徐帶領下把收下來的麥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麥行列。
第二個工作日仍然割麥。麥地東一塊西一塊，麥子越來越稀，只要把兩根麥子拿著用刀這麼一拉就行了。
聽老曹他們講，這些麥子最後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糧，一部分作為餘糧國家收購。餘糧？天知道！最後，余的麥子作為社員口糧交到隊部食堂。農民自己種的麥子卻不能拿回自己家。
據說收麥時，有社員一邊割麥一邊把麥粒往嘴裡送，被隊幹部訓斥為偷集體的糧食。農民偷自己種的糧食！
接下來就是插秧。前一個晚上下了雨，早上變成晴天了，我們走在田埂上，望著這一片片鏡子似的水田，呼吸著帶著水土味的清新空氣，心情好多了。
仍然是那個老頭站在田頭上，把一捆捆秧苗拋到水田裡。我們紛紛赤腳下田。不遠處有三四個婦女彎著腰插秧，一副無精打採的樣子。和她們不同，同學們的情緒很高，王能靜一邊教我怎麼插秧，一邊唱：
「白米（牙子）好吃秧難栽——哪個嗨！」
我唱起了小時候的歌「快樂的小隊」，受到傳染的同學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艷陽天」、有的唱「老黃牛肥又大」，在我身後的朱文熙大概認為我們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進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歐洲古典音樂的愛好者，也是上海同學。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來，驚訝地看著我們，她的潛台詞很明顯：「拿哪能胃口介好 ？」
下鄉這幾天的生活可把愛乾淨的女同學搞慘了：沒有熱水、沒有廁所、生蛆的鹹菜。尤其是曹奇真。她來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學期還是班級的團支部宣傳委員，反右傾時還代表組織找青華談話，這學期卻被免職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從香港到上海來讀書的，到大學以後外語成績尤其出色——是俄語，並非英語。
差不多40年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在電視上又見到了曹奇真。身為澳門立法議會主席的她領著一幫議員宣誓就職，用了國語、粵語和葡萄牙語。在佩服老同學的語言天賦之餘，還想起了她在羅集農村時的滿臉愁容。
老蔡高興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個小組插得快！」他割麥比不過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稱出身寧國農村「三代貧農」，寧國是長江以南的一個縣。
也在一道插秧的婦女社員有點被學生的「幹勁」所感動，一個看起來還算年輕的農村婦女突然站起來喊：
「我們有信心！有幹勁——」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無精打采地幹了起來。
插秧後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請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滿臉不高興，要我堅持堅持，老曹卻說小張是干不動了。兩個人竟然為了我爭執起來。正巧老韓進來聽見了，老韓不住在我們班，他是來叫老蔡去開會的。他批評老蔡對小同學、女同學都關心不夠，還對我說：好好休息，最好去醫務室看看。
老韓的話就是最後結論。老蔡一聲不吭地跟他去開會了，老曹率領大夥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會就到隊部去了。隊部離住處不算遠。
到隊部去要經過一些草屋，算是一個小村落吧，小村靜悄悄的，沒有人也沒有炊煙，泥土路邊草叢中沒有散放的雞或者羊。經過一處廢棄的豬欄，我把頭伸進去張望了一會，當然也沒有豬。奇怪的是，這裡飛鳥也不經過，是一個死村。
總算找到了設在隊部的醫務室，碰見曹奇真從裡邊出來，她朝我笑笑，說：「儂也生毛病啦。」
醫務室里只有一個醫生。我們學校所有的醫生都來自部隊，轉業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連學校醫院也按部隊編製，叫衛生科。這位醫生挺和氣，給了我一些藥片，還從暖瓶中倒了一杯熱開水給我服藥。熱開水！平時勞動中喝的可都是涼水，幸虧現在是初夏。
進來了兩個壯年男社員，這是我下鄉以來唯一一次見到的比較年輕的男農民。一個瘦點的指著一個長得很壯實的小個子對醫生說：「這是我們生產隊長，全隊的生產全靠他啦，他受了一點傷，醫生你給點葯擦擦。」
那位醫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沒有，這點葯連學生都不夠。」
兩個人悻悻地走了，醫生這才抬頭冷冷地看著他們的背影，彷彿這兩個人是《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和穆仁智。
回到住處後，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沒有人煙的小村、醫生、生產隊長……
我從這一間草屋走到另一間草屋，發現在土牆上貼著一張已經發黃的獎狀，借著門外射入的陽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裝部獎給××同志「模範民兵」的獎狀。這裡的屋子都沒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