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小時後，我來到曼哈頓大道和一一七街交會口的那家自助洗衣店。隔壁是一家海地教堂。我找來TJ，他穿了一件淡綠色馬球衫和卡其褲，手上拿著他的寫字板。洗衣店的經理是個矮墩墩的六十來歲老太太，一頭雜色的黃髮，講話有濃重的歐洲口音。打電話給我的就是她，我好不容易才讓她相信，只要我們逮到卡片上的那個人，她就真的可以拿到一萬元，可是如果他溜掉就一切免談了。她要我們給她一些實質承諾才肯透露情報，我先給兩百元，而且要她寫個收據給我。我想收據讓她相信了，因為如果我打算拐她的話，幹嗎跟她要收據？她收下了四張五十元鈔票，摺起來，塞進圍裙的口袋，又用安全別針夾好袋口免得掉出來。然後地帶我走到窗邊，指著街道對角線的方向。
她指的那幢建築是一幢七層樓公寓，大概是一次大戰前蓋的。建築表面修葺得很好，有些窗戶上還垂著植物。看起來不像我見過的那些單人房出租公寓。
可是她很確定他就住在那兒。他之前來過這裡，然後她想起有人給過她那張卡片，從抽屜裡頭找了出來，非常確定那就是他。她差點打了上頭的電話，可是她要說什麼？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清楚他住哪裡。而且她也不敢告訴別人，因為怕說出去的話，拿到賞金的就不是自己了。
所以她什麼也沒說，選擇等待他回來。畢竟，洗衣服這種事情不是只洗一次的，早晚你還得再去洗。她每天盯著那張卡片上的畫像看，好確定如果他再出現的話，她就能一眼認出。她開始想著或許那並不真是他，然後今天，他提著洗衣袋和一盒洗衣粉進來，沒錯，就是他，毫無疑問。他看起來就是畫像上的那個樣子。
他的衣服在機器里翻攪，一開始是洗衣機，然後是烘乾機。這段時間裡，她差點打了那個電話。可是她怎能確定自己會領到賞金？所以她就讓他坐在那兒用報紙遮著臉，直到衣服洗好。他離開後，她溜出店門跟蹤他，冒著洗衣店沒人照顧會丟工作的危險。如果她出去的時候老闆剛好來了怎麼辦？如果她不在的時候出了事怎麼辦？
可是她沒出去太久。往城北跟蹤了一個半街區，他走進對街熟食店買東西。一會兒他出來了，手上提著購物袋，還有那袋乾淨衣服，然後往回走。最後進入她那家自助洗衣店隔街對角線的公寓里。
她在公寓的門口看到他進了電梯，看到門在他身後關上。電梯上方有一排數字板，只有電梯運行時才會顯示數字，她站在門口沒法看到。可是電梯停了之後，她走進那個沒人看守的門廳，按了電梯好確定停在哪一樓。結果燈號立刻亮出5。
「所以他住在五樓，」她說，「但我不知道是哪一戶。」
而且她覺得他現在人就在裡面。不敢絕對確定，因為她得一面工作，替人換零錢，替那些額外付費先把衣服丟給她稍後才會來取的顧客洗衣、烘乾、折好。所以她沒法時時刻刻盯著他那幢建築的出口。可是她儘可能監視著，並沒有看到他離開。
我不想冒著在門廳撞見他、或者讓他從五樓窗戶看到的危險，便自己待在那個洗衣店，讓TJ去檢查門鈴和信箱。他拿著一份五樓的房客名單回來，總共有十二戶，每個門鈴和信箱口上方都有名牌。沒有任何一個姓是S開頭的。
我低著頭溜出門，走到一一六街的街角，過街到塞佛倫斯出沒的那幢公寓。我按了管理員的門鈴，一個聲音從對講機里冒出來，夾著雜音。我說：「調查，想跟你談幾句話。」他叫我去地下室，同時按了遙控扭讓我進門。
我乘電梯下樓，經過一個上面標示著「洗衣房」和另外一個標示著「儲藏室」的掛鎖門。走廊盡頭是一道打開的門，裡頭有個白髮老人喝著咖啡在看電視。他的手有關節炎，手背有一塊塊暗色的肝斑。我把畫像拿給他看，一開始他沒認出來。我說我相信這位先生住在五樓。「哦，」他說，然後拿出一副閱讀用的眼鏡再仔細看看。
「我一開始沒看清，」他說，「是西爾弗曼。」
「西爾弗曼？」
「住在五樓K室。是蒂爾尼夫婦轉租給他的。」
凱文·蒂爾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他太太在西八十幾街的一家私立學校教書。兩人去希臘和土耳其度暑假，臨走前不久，他們介紹說喬爾·西爾弗曼是他們的朋友，將暫時住進他們公寓里。
「不過他不真是蒂爾尼夫婦的朋友，」他說，「那個月他們不斷找人來，參觀自己的房子。他們不想通知房東正式轉租，所以只要租下那個地方的，就自動變成他們的朋友，你懂我意思吧。蒂爾尼給了我幾塊錢讓我別多話，他們人真好，沒問題。不過這樣你就了解那個人是怎麼出現的吧？」
「西爾弗曼是個怎麼樣的房客？」
「我沒見過他。所以剛剛才沒能馬上把他認出來，你說五樓我才想起。他沒來跟我抱怨過什麼，也沒人來跟我抱怨過他。如果所有的房客都像他就好了。」
如果我是警察，帶著搜查令加上幾個幫手，再穿件防彈背心，我就會馬上去找他。我會派一個人守在防火逃生口，另外幾個人守在幾個出口，然後自己手上拿著槍闖進去。然而，我們只是守在對面的自助洗衣店。這兒的位置很好，TJ和我輪流監視對街的入口，同時也順便盯著五樓K室的窗子。TJ一直出點子，想進那戶公寓，他可以假裝送外賣的小弟，或者是蒂爾尼教授的學生，或者乾脆扮作噴殺蟲劑的清潔公司人員。我告訴他，只管靜心等著就是了。
天快黑的時候，塞佛倫斯的窗口亮起一盞燈。此時我正在打電話，TJ指給我看。現在我們知道他人在裡面了，並未在我們來之前或趁我們不注意時溜掉。
TJ去街角帶回來比薩和兩瓶可樂。我又打了一個電話，對街的那盞燈熄了。
TJ說：「這什麼意思？他要睡覺了嗎？」
「太早了。」
五分鐘之後，他站在公寓門口，穿了一件T恤和連身工作服。比起上次我見到他，他的頭髮剪短了，不過就是他，錯不了。
「上。」我告訴TJ。
「呼叫器準備好了？」
「一切都準備好了。設法一直盯著他，不過寧可跟丟了也不要讓他發現。如果真的跟丟了，呼叫我讓我知道，暗號你曉得。」
「都記住了。」
「呼叫我之後，回到這兒來盯著門口。等看到他回家，再呼叫我一次。跟丟了沒什麼大不了，別讓他發現你就是了。」
他笑了，說：「嘿，別緊張，老兄，沒人能看見幻影 的。」
我早跟管理員要了一組鑰匙，還用鈔票好讓他安心點。其中一把鑰匙讓我進入大樓，另外兩把則用來打開五樓K室的門。我進入黑暗的公寓，關上門，重新上了鎖。我沒開燈，在公寓里轉了轉，熟悉一下。裡面有個很大的起居室，一個小卧室，一個靠窗的廚房，還有一個原來大概是客房的書房。
我坐下來等。
如果能從蒂爾尼豐富的藏書中取一本來讀，時間會過得快點，但是我不願冒險讓燈光透出窗外。我沒打開電視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無聊原是預料之中，但疲倦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的心思遊盪，眼睛老要閉上。我走進廚房，尋找能讓我清醒的東西，在冰箱里發現了半袋沒磨的咖啡豆。我抓了一把放在口袋裡，不時取出一顆放進嘴裡嚼。我不知道到底是咖啡因還是還是苦味比較有效，但總之它們讓我眼睛一直睜著。
我進門大約四十五分鐘之後，TJ的呼叫器響了。我們講好了一整套兩位數字的暗號，不過他留下了一組七位數字的號碼，我拿起電話撥了那個號碼。
電話一響他就接起，聲音壓得很低，「我們在看電影，我跟著他穿過百老匯大道往下走。你知道那些怕被跟蹤的人，都會扭頭一直看著肩膀後面嗎？他不來這一套。」
「這樣或許是好事。」
「可是我覺得說不定他很精，或許他是故意跑進電影院，等會兒偷偷從側門溜走把我甩掉。結果他買了一大包爆玉米花，我就知道我不必擔心了。老兄，會這麼做的人，是打算在電影院裡頭長期抗戰的。」
「你現在在電影院里？」
「就在大廳里打電話。我跟進來，看到他坐在哪兒，等會兒掛了電話我就要回到能盯著他的地方去。跟你說，我不想分心看電影，你知道他挑的片子是什麼？」
「什麼？」
「《侏羅紀公園》。」
「你不是看過了嗎？」
「看過兩次了，老兄，我對恐龍煩死了。要是它們沒絕種，我會親自去把它們全宰光。」
電影預定放映到十點十五分，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新暗號。十點二十分呼叫器響了，我看到上面顯示了「516」的號碼，表示他們已經離開戲院了。接下來一個小時，他呼叫了我三次，每次都顯示出「214」，表示他還跟著塞佛倫斯。十一點五十分呼叫器又響了，顯示「111」，表示塞佛倫斯已經進入這幢大樓。
我把呼叫器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