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德金說：「問你個問題，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變成你的猶太牧師？」
「大概是因為你去上過猶太法典的課，」我說，「而且學了很久，很用功。」
「你知道，」他說，「我應該去當那種猶太牧師的。戴著無沿小圓帽，想不出答案的時候就捻捻鬍子。不知道現在改行會不會太晚。」
「我想必須是猶太人才有資格。」
「應該有別的門路吧，我才不相信有那麼嚴格。」他往後靠在椅子上，雙手疊在頸後。「不過說真的，」他說，「為什麼選我當你高層的朋友？當你的絛蟲，深入紐約市警局官僚體系的內臟？」
「絛蟲，」我說，「老天爺！」
他笑了。「你喜歡這個說法嗎？我猜你會喜歡。我本來想說我是你的貓爪子，替你火中取栗子，不過我更喜歡絛蟲。」
我們在中城北區分局的小組辦公室里，喬旁邊的桌子是空的。隔了兩張桌子，矮胖的黑人警探貝拉米正在訊問一個瘦小的少年，那孩子是西班牙裔的，尖尖的下巴上掛著一把山羊鬍，他正在抽煙，貝拉米則不停的煽著，想把煙霧從眼前趕走。
「四起兇殺案，」德金說，「最早的一起是十二年前，最近的是在二月。過去十二年多的時間裡，有四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不同手法殺害，分布在全市不同的區域。我問自己，這些案子可能有什麼共同點嗎？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嗎？」
「什麼想法？」
「所有的被害者都死了，沒有人復活，就跟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一樣。你記得電視節目《周末夜現場》播過嗎？」
「有點印象。」
「從馬德里現場轉播——佛朗哥將軍已死，沒有復活。」他翻翻桌上的文件，「有了。卡爾·烏爾，在他西二十二街的公寓被情人殺害，被害人是同性戀，公寓現場顯示出性施虐和受虐的生活方式，死者被手銬和皮帶綁住。有多處傷口，生殖器和胸腔器官都被切掉了。這些資料你全要嗎？」
「不，」我說，「大部分我都知道了，只是細節不太清楚而已，但我稍後可以看紀錄。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知道結案了沒有，是吧？答案是沒有。第十分局的人查過幾個烏爾的熟人，不過那些傢伙都被排除了涉案的可能性。他們偶爾也會逮到一個搞這套同性戀把戲玩得過火、把人家給整死的混混。然後他們就翻出所有沒結案的檔案，找出類似的受害者，想往那些嫌犯頭上套。但到目前為止，卡爾·烏爾還是跟誰都不吻合。為什麼？誰知道第十分局那些傢伙為什麼破不了案？」
「別管這些了。」我說，「兇手是這樣找上烏爾的嗎？就在西街的那些酒吧釣他？」
「不知道。也許兇手是背著魔術袋爬下煙囪的，我們不會想知道他是誰，除非他又再犯一次。可是他不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說不定他死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
「我怎麼會這樣想？因為十二年前他就從事高風險的性行為，當時艾滋病毒在浴室和密室酒吧里到處傳播，可是沒人知道那是什麼，更別說要提防了。那個殺了烏爾的人說不定早就感染了病毒，就像他用小刀殺害人一樣的死過五十次了，等他感染並且到處散播時，他自己也因此而死了。」
「他有精液留下嗎？」
「沒有，他打包回家喂狗了。」他拿起報告掃視一眼，「據說被害者的腹部有精液，可能是烏爾的，反正和他的血型符合。但當時沒有DNA測試，這些年辦案科學已經進步得多了，老兄。」
「是的。」
「這也是謀殺案再也不能逃過法網的原因。你剛剛問什麼，問兇手有沒有留下精液是吧？你有什麼線索嗎？」
「什麼也沒有，」我說，「只是很好奇，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具體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有過性關係。」
「哦，他們談起這些話題可不像在聊天氣。這些玩性施虐和受虐遊戲的傢伙，他們所說的性可能跟你我的概念不同。我碰過一個案子，兩個男孩兒有關係，他們的做法是，其中一個會到另外一個的公寓，聽話地脫光衣服清洗馬桶。不是用舌頭或什麼的，就是用清潔劑和一捲紙巾清馬桶而已。而另外一個坐在客廳看歐普拉談話秀節目。之後他會檢查馬桶，罵那個清馬桶的幾句難聽話，然後把他趕走。這就像你我請清潔工來，等她做完不給錢，還罵她是個蠢貨，叫她趕快滾。」
「我可不敢，」我說，「上回我請她擦窗子，她做得夠糟了，我都沒敢這麼對她。」
「至於烏爾的情況嘛，」他說，「的確有過性交，因為烏爾肚子上的精液可不是自己長在那的。要不就是烏爾自己的精液，因為他的朋友掏出刀子來之前，他的確很過癮，否則就是兇手的血型跟烏爾一樣。這有什麼差別嗎？」
「對我來說沒差別。」我表示同意。
「那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嗎？六年後的一九八七年，博伊德·希普頓和妻子黛安娜在他們市中心休伯特街的樓里被謀殺。這個案子可以有兩個推斷，一個是他們進屋時，小偷正在偷裡面東西。」
「我看報紙的印象也是如此。」
「嗯，還有一些事情沒報道出來。這個罪案的兇殘手法，顯示很可能是出於私人動機。」
「他是被毆打致死的，她則是被強姦後勒死的。」
「他被毆打，可是不是打死就算了。連腦漿都出來了，頭蓋骨破碎得無法復原，臉也完全無法辨認。」
「可那一定是他。」
「是啊，他們用指紋確認身份。可是碰到這種情況，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要是有人告訴我死者的臉完全無法辨認，我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
「對，我懂你的意思。可是無疑的就是他。然後他太太被電線勒死，臉部發紫，腫得像個排球。至於強姦，呃，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強姦，不過那肯定是一種暴力行為，她被壁爐的撥火棒從陰道直插到腹部。」
「天哪。」
「如果說有區別的話，就是當時她已經快死了。不讓媒體知道撥火棒的原因很明顯，不過當時就算他們知道也不敢提。要是換成今天，我就不敢保證了。」
「今天他們什麼都敢登。」
「新聞有沒有提到一些繪畫被蓄意破壞？不過他們沒說的是，那些畫上都被塗了撒旦的符號，某些專家認為——」他轉轉眼珠，「——這不是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所為。我想，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會對希普頓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反之，這些假邪教徒只是開些無聊的玩笑而已。」
「兇手有幾個人？」
「最可能是兩個或三個。」
「一個人可不可能獨立犯下這個案子？」
「你可以自己分析，」他說：「東漢普頓警方找到過一個嫌疑犯，是當地的一個建築承包商，跟希普頓太太有染，或者是反過來，博伊德搞過那傢伙的老婆。這案子可能是一個人單獨乾的，先溜進去，等他們夫妻進門，先敲昏博伊德的腦袋，然後拿起電線，纏住博伊德太太的脖子勒死她，再回過頭把博伊德的腦袋打出腦漿，最後用那個壁爐的撥火棒玩他那個愚蠢的小花招。」
「警察還在懷疑那個建築商嗎？」
「不，他的不在場證明無可挑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太多可能性了，希普頓是個著名藝術家，他太太曾是芭蕾舞演員，他們非常富有，在市中心有一樓層，東漢普頓還有個海灘別墅，明擺著有錢又有才。這讓你想到什麼？」
「我不知道。可卡因嗎？」
「媒體大都這麼猜測，也派了很多警察去調查，在市中心和漢普頓都有，我也被派去查了。可卡因？我想他們偶爾來一點，不過我沒聽說毒品是主要的行兇原因，我昨天談過的那個傢伙也沒提到。怎麼了？」
「沒什麼。我知道沒有逮捕任何人，但是警方認為是他們的熟人乾的嗎？」
他搖搖頭。「看不出來，」他說，「呃，線索太多了，但是每條線索都沒有下文。怎麼？你的線民說了些什麼？」
「什麼線民？」
「你的線民啊。誰讓你這樣對著四棵不同的樹狂吠？他跟希普頓夫婦有什麼恩仇嗎？」
「喬，我沒有線民。」
他看著我。兩張桌子外，貝拉米把煙灰缸裡面一個正在燃燒的煙蒂挑起來擰熄。「嘿，」那個留著山羊鬍的男孩說，「那不是我，老兄。」貝拉米告訴那人，他該慶幸不必用前額去擰熄香煙。
德金說：「好吧，暫且放下這樁不提。下一樁案子是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湯姆·克盧南，正派的愛爾蘭人，開計程車度日。沒有人綁住他，沒有人強姦他，也沒有人朝他屁股插撥火棒。跟你說，我很驚訝你這樣種人會對他有任何興趣。」
根據湯姆·克盧南的工作日誌，他是在星期二晚上十點三十五分搭載最後一趟客人。把客人到雪莉-尼德蘭飯店後，往市中心開了幾個街區想接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