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個月的聚會，」他說，「是在西三十六街的金氏小館。七十年代早期坎寧安餐廳關門後，我們就改到那兒聚會。他們每年都給我們相同的房間，在二樓，像個私人書房。房間里有一整排書架，牆上掛了幾幅祖先肖像畫。那兒還有壁爐，餐廳的人會替我們生火，其實五月根本沒那麼冷。不過氣氛很好。
「我們在那裡聚會有二十年了。剛把聚會改到那兒舉行時，金氏小館正瀕臨倒閉。那兒稱得上是紐約一景，如果真的關門，那就太可惜了。幸好他們不但撐了下來，而且活得好好的，我們也是。」他停下來，想了想，「只有一部分活得好好的。」他說。
他面前桌上擺著的那杯乾邑白蘭地，一直都沒動過。偶爾他會伸手蓋住那個白蘭地杯，或者用大拇指和食指夾住杯腳，或者把杯子挪來挪去。
他說：「上個星期的晚餐聚會，我們宣布過去十二個月里有兩個人死亡。弗蘭克·迪喬里奧九月死於心臟病；接著到了二月，艾倫·沃特森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刺死。所以過去這一年，我們有兩樁死亡事件。你會覺得奇怪嗎？」
「這個嘛……」
「當然不奇怪。我們這個年紀死亡不算稀奇。那麼，一個人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有兩個熟人死掉，這樣算不算罕見？」他抓著白蘭地杯的杯腳，順時針轉了四分之一圈。「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告訴你，過去七年中，我們有九名會員死了。」
「比率好像有點高。」
「那還只是過去七年而已，之前我們已經失去了八個會員。馬修，我們現在只剩下十四個人了。」
霍默·錢普尼曾告訴他們，他可能是第一個辭世的人。「孩子們，這是理所當然。自然法則就是如此。不過，我希望至少能陪著你們幾年，好讓我多了解你們一點，看著你們有個好的開始。」
結果，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四歲。他年年都出席晚餐聚會，身體一直很硬朗，而且到死前都頭腦清楚。
他也不是會員中第一個死去的。這個團體前兩次的年度聚會都沒有死訊，但到了一九六四年，他們宣布菲利普·卡利什三個月前與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在長島高速公路的一樁車禍中意外身亡。
兩年後，詹姆斯·塞佛倫斯戰死於越南，前一年的聚會他就已經因為被徵召從軍而無法參加，當時大家還開玩笑說，以亞洲戰爭為借口來破壞這個重大承諾實在很說不過去。次年五月，當他的名字緊跟在菲利普·卡利什後面被念出來時，去年的玩笑依稀在鑲木牆壁之間回蕩。
一九六九年三月，就在年度晚餐的兩個月前，霍默·錢普尼在睡夢中過世。「如果哪天早上，你九點還沒看到我出現，」他告訴過自己長期居住的那家飯店的職員，「請打電話來我套房，如果我沒接電話，就過來看看我怎麼了。」櫃檯的職員打了電話，然後請門房代一下班，自己上樓去了錢普尼的房間。發現錢普尼死亡後，他嚇壞了，趕快打電話給老人的侄子。
侄子按照叔叔的吩咐，一一打電話通知俱樂部的會員。當時三十一俱樂部還剩下二十八個人。錢普尼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要確定每個人都知道他走了。
葬禮在坎貝爾舉行，這是路易斯·希爾德布蘭德首度參加俱樂部會員的葬禮。來送葬的人很少，錢普尼比同輩的人都活得久，而他的侄子——其實是侄孫，大概是五十來歲——是他在世上唯一還住在紐約地區的親屬。除了希爾德布蘭德，三十一俱樂部中有六個成員也意外地出現在葬禮上。
葬禮之後，希爾德布蘭德和幾個會員一起去喝杯酒。當印刷業務員的比爾·魯蓋特說：「呃，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會員的葬禮，也是最後一次了。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要在坎寧安餐廳聚會，到時候我們會宣布霍默的名字，然後，我想我們會聊聊他的一些事情，這樣就夠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參加會員的葬禮，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在那種地方碰面。」
「今天我是真的想來表示一下致意的。」有人說。
「都是這樣，否則我們也不會來了。可是我前兩天跟弗蘭克·迪喬里奧談過，他說他不會來，因為他覺得不恰當，現在我同意他的話。這個聚會剛開始的時候，我常在社交場合碰到幾個會員，偶爾會一起吃個午飯，或者下班後喝杯酒，有時甚至帶著太太們一起去吃晚飯看電影。可是，後來我就不這麼做了，那天我跟弗蘭克聊天時，才忽然想到，這是去年五月聚會過後，我第一次跟俱樂部裡面的會員說話。」
「比爾，你不喜歡我們了嗎？」
「我非常喜歡你們，一點問題也沒有，」他說，「我只是想把事情分清楚。天哪，甚至從上次聚會後，我就沒再去過坎寧安餐廳。不記得有多少次，會有人提議要去那裡吃中餐或吃晚餐，最後我總是設法讓大家換個地方。『哦，我不太想去，』我上個星期才這麼告訴我的朋友們，『上回我去，菜很難吃，那個地方水準已經不如以前了。』」
「上帝啊，比爾，」有人說，「你還有良心嗎？你會害得他們生意做不下去的。」
「哦，我實在不想害他們，」他說，「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嗎？對我來說，一年一次就夠了。我希望這三十個人我一年只要見一次面、這個地方我一年只要去一次，這樣最好。」
「現在是二十七個，加上你是二十八個。」
「是的，」他鄭重地說，「就是這樣。不過你懂我的意思嗎？我不是想教你們該怎麼做，我愛你們每一個人，可是我不會去參加你們的葬禮。」
「沒關係，比爾。」鮑伯·里普利說，「我們會去參加你的葬禮。」
「一九六一年的三十個人，年齡從二十二到三十二歲不等，居中的是二十六。三十二年後，你覺得在世的應該有多少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希爾德布蘭德說，「上個月的晚餐後，我頭很痛，回家後整夜翻來覆去睡不好。醒來時我覺得有件事情很不對勁。有一群六十歲上下的人，總有幾個人會死去。死亡已經開始蠶食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死亡率似乎太高了。我心裡一直想著不同的答案，然後決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我的感覺對不對。我打電話給一個老向我推銷保險的人，告訴他我有個保險上的問題要請教他。我把數字告訴他，問他以這樣的一群人、在這樣的期間內，死亡比例會是多少。他說他得打兩個電話，然後回電告訴我。猜猜看，馬修，三十個人裡頭會有幾個死去？」
「不知道，十個八個？」
「四五個。我們應該還有二十五個人在世，而不是十四個。你有什麼感想？」
「我不確定，」我說，「不過這一定會引起我的注意。我會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問你朋友一個問題。」
「我就是這麼做，說說看你想問的問題。」
「我會要他再去仔細計算一下，看這樣的抽樣，應該有多少個人死亡。」
他點點頭，「我的問題就是這個，於是他又打了個電話去問，給我的答案是，三十個人裡頭死了十六個，是相當驚人的，不過還不算離奇。他這個說法你明白嗎？」
「不明白。」
「根據他的說法，這個抽樣太小了，任何結果都不算離奇。全部活著或全部死亡都有可能。如果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有這樣的死亡率，那麼從保險公司精算師的立場來看，可能有些什麼意義。群體越大，在統計上就越有意義。如果在三百個人的群體中，有一百四十個人還活著，那就很離奇。三千個人裡頭還剩一千四百個人，那就更離奇。三萬個人裡頭還剩一萬四千個人活著，那就該懷疑這個樣本里的人是不是住在切爾諾貝利這類高輻射污染區，或者是他們的母親懷孕期間吃了DES 。那真的是要請死神進門才可能。」
「我明白了。」
「我有過一些廣告信函方面的工作經驗，什麼都測試。如果我們一份有五十萬人的名單，那麼嘗試寄給其中的一千人，我們知道回件率可能只有一兩個百分點。不過我們更知道這比只寄出三十份要好，因為三十份的測試結果根本沒有意義。」
「你在意的是什麼？」
「我在意的是百分此，而不是抽樣的大小。從統計學上說，我們應該只有四五個人死亡，實際上卻是三四倍，我無法忽視這個事實。馬修，你對這些事實有什麼想法？」
我想了想。「我對統計學一點概念也沒有。」我說。
「可是你以前當過警察，曾是個辦案的警探。你一定有些直覺。」
「應該是吧。」
「這些事情告訴你什麼？」
「先排除特殊狀況。你剛剛說過，有一個人死於越戰。還有其他戰死的人嗎？」
「沒有，只有詹姆斯·塞佛倫斯。」
「那艾滋病呢？」
他搖搖頭。「有兩個會員是同性戀者，不過我們這一章剛建立時，我想沒有人知道。要是有人知道，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不同。一九六一年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