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沒太多事情可做。只不過想著該去見什麼人，又該問他們什麼問題。
其他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了。晚上我跟埃萊娜去趕了一場伍迪·艾倫的新電影，又去愛瑞廳聽了一場鋼琴三重奏。走回家時，我告訴她聖誕季節抓住了我。
「我不是酒鬼，」她說，「我甚至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一樣被抓住了，每個人都被抓住了。為什麼你應該例外？」
「我一開始被你吸引，」我說，「就是因為你那顆活潑敏銳的心。」
「討厭。這麼多年下來，我一直以為是因為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我說。
「一定很令你難忘。」
「回家以後，」我說，「我再來溫習一下。」
早晨我穿上西裝打了領帶，走到大通銀行位於阿賓頓廣場的分行，拜倫·利奧波德以前就把錢存在這兒。坐在我面前的銀行職員是個活潑的年輕女郎，名叫南茜·張。開始她說：「這我幫不上忙，得請示一下。這件事跟那個寫信的傢伙有關嗎？」我跟她保證無關，「因為我在報上看過你的名字。你就是破案的那個人。」
我說了些得體的謙虛話，不過這回我被認出來並不覺得難過。這絕對可以討點便宜，結果我走出銀行時，帶著一張總額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元付給拜倫·利奧波德的支票複印件。是從得州阿林頓匯過來的，賬戶是維亞特康公司。
「維亞特康，」我說，「你聽過這家保險公司嗎？」
「沒有。」她說。「這張支票是保險支付嗎？」
「他提領了他的保額，」我說，「不過這超出原來的現金總額，除非我的消息來源弄錯了。我也沒聽過什麼叫維亞特康的保險公司。」
「是啊，你知道聽起來像什麼？像哪個矽谷的軟體公司。」
我說：「也許那家保險公司有個專門把保單兌換成現金的分公司。」
「也許。」
「你的口氣好像很懷疑。」
「呃，這張支票看起來不像以前我所看過的保險公司支票，」她說，指指那個複印件，「現在保險公司的支票通常都是電腦列印出來的，而且都是用機器簽名。這張卻都是用原珠筆填寫的。而且簽名好像是同一個人用同一支筆簽的。」
「維亞特康。」我說。
「不知道什麼意思。沒有地址，只寫著得州阿林頓。」
「阿林頓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能告訴你，」她活潑地說，「阿林頓在達拉斯和沃思堡之間。遊騎兵 的主場在哪裡？」
「噢，對了。」
「看吧，你本來就知道的，」她笑了，「你要飛去那裡嗎？或者打電話去查就行了？」
817查號台的接線生查到了維亞特康公司的資料。我本來想哄她告訴我地址和電話的，可是還沒來得及問，她就把電話轉到語音系統，把電話號碼的數字逐一念給我聽。
我把電話抄下來，撥過去，接電話的小姐一開口說：「維亞特康，早安。」我就確信她是個得州妞。她的聲音里完全有那種味道——靴子，蓬髮，襯衫上有珍珠紐扣。
「早安，」我說，「我想打聽一些貴公司的資訊。你能不能告訴我——」
「請稍等，」她說，沒等我講完就讓我等著。至少她沒讓我聽罐頭音樂。我等了一兩分鐘，然後一個男的說，「喂，我是加里。能為你效勞嗎？」
「我姓斯卡德，」我說，「我想了解一些貴公司的事情。」
「你好，斯卡德先生，你想知道些什麼？」
「首先，」我說，「不知道你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他沉默片刻，然後說：「先生，我很樂意回答你，但過去的經驗讓我學會不要接受電話採訪。如果你願意來這裡，我很樂意接待你。你可以帶筆記本或錄音，我一定儘力回答，而且說不定除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外，我會額外說得更多。」他低聲笑了，「你看，我們很歡迎有人替我們打知名度的，可是每次接受電話採訪，到最後都成為一個不幸的經歷，所以現在我們再也不接受電話採訪了。」
「我明白了。」
「你過來拜訪有任何困難嗎？你知道我們在哪裡吧？」
「從我這裡過去遠得很。」我說。
「那你在哪裡？」
「紐約。」
「那倒是很遠。你講話的腔調沒有得州口音，不過我知道記者常常跑來跑去的。前兩天我跟一個小姐談過，她在芝加哥出生，然後跑去俄勒岡州，替一家報紙當記者，最後才跑來得州替《星訊電子報》做事。你是紐約哪家地方報紙的記者嗎？」
「不是。」
「那是商業報嗎？不是《華爾街日報》？」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打聽些什麼，也許就會去那兒跑一趟。可是打電話對我來說，好像是最直接的方法。
「加里，」我說，「我不是記者。我是紐約的私家偵探。」
電話那端沉寂了很久，久得讓我懷疑電話斷了線。我說：「喂？」
「我還在。電話是你打的，你想知道什麼？」
我單刀直入。「幾個星期前，我們這裡有個人被殺了。」我說，「坐在公園凳子上看報時，被開槍射殺。」
「印象中紐約常有這種事情。」
「也許其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多，」我說，「當然，紐約也有很多人以為得州佬成天都在搶劫公共馬車。」
「我們卻不總是在想白楊事件 。」他說，「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自從中學那次旅行後，我就再也沒去過紐約市了。老天，以前我以為我很時髦、很帥、很酷，可是你們那兒讓我覺得自己只是個土得要死的鄉巴佬。」他回憶著，低笑兩聲，「後來我再也沒去過了，另外我也不是那種打領結或隨身帶把槍的得州佬，所以那傢伙肯定不是我殺的。我們公司怎麼會扯上那件事？」
「我正想查出來。死者名叫拜倫·利奧波德。他死前將近四個月，從貴公司領了一張五萬多元的支票。這是他今年唯一的收入。我原先以為他是把保險單兌換成現金，可是這筆錢高得超出保險的範圍。而且你們公司的支票看起來也不像保險公司的支票。」
「的確不太像。」
「所以，」我說，「我想請教一下。」
他又沉默許久。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不自覺地開始想著電話費賬單。如果沒有顧客付賬，你對費用難免會特別警覺。我不在乎付錢打長途電話，可是我痛恨這種威脅性的沉默。
我現在是在打公用電話，用信用卡付賬。在自家公寓打會比較省錢，或者就到我對街旅館的房間打，還可以免費。幾年前，我那對年輕的駭客朋友港家兄弟曾施展魔術，主動送給我一個我並不想要的禮物，讓我可以免費打長途電話。（我不便拒絕，可是我告訴自己，反正我不隨便從這裡頭佔到便宜，所以也不必良心不安。）
過了好一會兒，他說：「斯卡德先生，恐怕我得掛電話了。最近我們跟媒體的關係不太好，我不想引起更多麻煩。我們只是提供人們一個有尊嚴地死去的機會，但你們把整件旅費交易的事情弄得好像我們是一群盤旋的禿鷹。」
「整件什麼事情？你剛剛用的字眼是什麼？」
「我只是表明我的態度而已。」
「可是——」
「祝你今天過得好。」他說，然後掛了電話。
幾年前我跟卡爾·奧科特見面時，他有個習慣，老忙著弄他書桌前掛物架上的六個煙斗，時不時拿起一個湊在鼻子前聞一聞。我告訴他不必因為顧慮我而憋著不抽，結果他說他不抽煙，煙斗是一個死去愛人的遺物，煙斗的氣味會觸動他的記憶。
他的辦公室在博愛中心，是一個艾滋病收容所，從拜倫·利奧波德的公寓走路到這裡要不了五分鐘。他辦公室里的樣子沒什麼改變，只不過那排煙斗不見了。卡爾看起來也沒怎麼變。那張臉也許稜角更為分明，頭髮和小鬍子更灰，可是無須艾滋病毒輔助，光是歲月本身就能造成這些效果。
「旅費交易，」他說，「很有趣的字眼。」
「我不懂其中的含義。」
「我曾查過字典，跟旅行有關。viaticum，意思是給旅行者的津貼。」
我要他把字拼出來，然後說，「跟那家叫維亞特康（Viati）的公司只差一個字母。」
他點點頭。「聽起來不怎麼像什麼高科技產品公司。對投資人來說比較有吸引力。」
「投資人？」
「旅費交易是一種新的投資工具，像你查到的那家維亞特康就是這個新產業的一分子。如果你翻過同性戀刊物，比方《擁護者》和《紐約人》，你就會看到他們的廣告，我想他們也會在財經雜誌上登廣告。」
「賣什麼？」
「其實沒有真正在賣什麼，」他說，「他們是當交易的中間人。」
「什麼樣的交易。」
他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