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新聞媒體熱鬧非凡。馬蒂·麥格勞在報上刊登了威爾剛寫來的信，外加頭版上的《威爾—回—來—了！》的大標題，各路記者跑遍全市，訪問被他列為目標的三個受害者，他們三個人好像都覺得此事比較像個侮辱，而非威脅。
彼得·塔利選擇不把威爾當成個人的敵人，而是全工會的敵人。他發表一份聲明，說那位匿名作者的出現，正是市長與州長再度鎮壓工會的例證。他的聲明中帶有老式左派修辭的鏗鏘韻律。你幾乎可以聽到合音天使在後面和諧地唱著《清潔女工大團結》和《保障礦工生命》，歌聲將不滿的火焰煽動得更加熾烈。
馬文·羅梅法官則把威爾的抨擊視為對市民選擇自由與控告之權利的攻擊。我看到他出現在電視新聞里，他把威爾跟檢察官、警方聯繫在一起，說他們想終止權利法案，以便速審亂決，把「通常都很窮，而且往往是黑人」的被告送進監獄。他向新聞界保證，威爾的威脅不會逼他放棄原則，就如同過去多年來他飽受檢察官、警方，還有這兩者在新聞界的跟班的詆毀，也絕不能讓他妥協。他會繼續正義執法，同時不失慈悲。
里吉斯·基爾伯恩把這整件事變成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哀嘆這座城市讓評論家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繼續表示，最糟的限制不是來自政府檢查制度或報紙編輯政策，而是來自「種種與人為善的想法」，友誼、憐憫，以及要求公平的感覺，似乎扮演了最惡劣的犯罪者，促使人們做出較仁慈、溫和的評論，而非被評者真正應得的評價。「如果我敢於承受痛苦，摧毀我珍惜的人際關係，毀掉或許是前途大好的事業，只為了更高的真理，那麼區區的肉體威脅有可能使我讓步嗎？沒錯，不能，也不會。」
他們三個人都勇敢地接受挑戰，但不表示他們願意輕易讓威爾得手。彼得·塔利拒絕了警方的保護，但從工會中選出幾名殺氣騰騰的壯漢，全副武裝當他的貼身保鏢。羅梅法官接受了紐約市警局所提供的保護，另外夜裡還雇了幾名保安公司的保鏢。（此舉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名《郵報》的記者引述某未署名的消息來源說：「如果威爾真想殺掉他的話，除非他自己就是警察。」）里吉斯·基爾伯恩也接受了警方的保護，而且每逢出席首演戲預演儀式，他身邊的同伴都不是他所喜愛那種眼睛亮亮嘴唇翹翹的年輕女郎，而是一個站在右後側的高大便衣警察，一臉無聊獃滯的神情。
威爾的信把目標指向三個紐約名人，這件事就足以炒作了一個星期了。可是新聞熱潮還沒有機會冷卻，麥格勞就在報端爆出驚人內幕，說警方偵查小組目前已經十分確定，大家所熟知的威爾前一個被害人阿德里安·惠特菲爾德，自己就是威爾。（《新聞日報》還沒送出前，一個電視新聞節目搶先報道了這則新聞，但馬蒂是第一個披露所有細節的記者。）
雖然沒有人知道該如何繼續跟蹤這條新聞，但都一致決定要儘力炒作。我原本希望警方不要把我扯進去，他們可能也的確保守了秘密，可是這件事引起媒體太多的關注，任何人都可能無意間走漏消息。自從接到第一個採訪電話後，我們就開始用應答機過濾所有的電話。我從後門離開大樓，這樣可以避開大部分守候的記者。可是進門還是得經過樓下大廳，那些記者們就設法困住我，有時用麥克風和攝影機，有時用筆記本。可是我對任何記者都不予理會，只是一語不發的用肩膀擠開他們往前走，什麼也不說，連個笑容或皺眉的表情都沒有。
有天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自己。我只露了一下臉，鏡頭外的聲音指出我是曼哈頓的私家偵探，曾受雇於阿德里安·惠特菲爾德，在調查前任僱主的命案時，揭開了惠特菲爾德的身份。「了不起，」埃萊娜說，「一般人不想跟記者說話時，很容易會露出生氣或不耐煩或內疚或困窘的表情。可是你沒有，看起來一副被阻攔卻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在地鐵車廂里努力擠過人群，想在車門關上前趕下車似的。」
過去多年來，我也曾被聚光燈所照射，成為大眾目光的焦點，可是以前打在我身上的燈光從沒像這次這麼亮，也從沒這麼久。以前我就不在乎，這次也不會更喜歡。幸好這事對我似乎沒有太大的影響。幾個匿名戒酒協會的人曾私下提到我最近大有名氣。「我在報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們可能會說，或者是「前幾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你。」我會報以微笑或聳肩，也沒人會繼續追問這個話題。我在匿名戒酒協會裡面的熟人，大半都無法將那位揭發威爾身份的私家偵探斯卡德和老坐在後排那個叫馬修傢伙連在一起。他們也許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人知道我姓什麼。匿名戒酒協會就是這樣。
我沒被媒體追逐太久，也許是因為我自己避免火上澆油的關係。新聞界不需要我幫忙他們指控阿德里安·惠特菲爾德，他的罪證已經一天比一天確鑿。就算有任何漏洞，警方也都能隨時找到一些有力的證據補充。航空公司和飯店的職員都已經指認了他的照片，NYNEX電話公司的通話記錄中有幾個也相當可疑，其中兩個是打到上百老匯的一家住宿旅社。他通話的對象查不出來，但里奇·沃爾默曾用假名住在那兒，而那兩個電話都是在里奇遇害之前一天打的。
阿德里安是原版威爾的事實越來越清楚，威爾二號的話題卻越來越模糊。一連串的死亡都讓第一個威爾具有不祥的可信度。畢竟，當一種威脅借著某人雙手的鮮血來表達之時，就具有某種無可否認的權威性。
可是當這個威脅是來自一個模仿者，而且大家又都很清楚他是模仿的，這樣的威脅能有幾分可信度呢？這個問題不斷在電視和報上被提起，我只能確定，警方自己也在問這個問題。任何人都知道，那個對塔利、羅梅和基爾伯恩這個奇異的組合發出死亡通緝令的人，從來沒殺過什麼，只會殺時間。事情就是這樣，他能有什麼危險？而你又會如何應付呢？
總得做點事情。某個小丑打電話威脅放炸彈時，你還是得把人全都撤離某個學校或辦公大樓，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個騙局。警鈴響起時，救火車還是會出動，儘管大部分的警鈴聲到頭來都是假的。（紐約市警局已經開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紅色警鈴箱，因為統計數字顯示實際上大部分的來自那些警鈴箱的報警，都是惡作劇。可是他們得拆除箱子，不能讓箱子照樣立在街角，卻無視那些報案的警鈴。）
同時，每個人都等著看接下來會如何。那三個列在威爾名單上的人，或許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連他們自己大概都發現，隨著時日的消逝，沒有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他們已經越來越鬆懈了。
就像手提箱班尼，他覺得每天早上替托尼·富里羅發動車子很煩。抱怨說從來沒發生過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參加花旗銀行總部的一個中午聚會，然後花了一兩個小時逛街，想提早買聖誕禮物。我沒看到什麼想買的東西，最後只是覺得被聖誕節的氣氛給壓垮了。
這種情形每年都會發生。甚至在救世軍的聖誕老人上街跟流浪漢搶著討錢之前，我就發現自己被過往的聖誕節鬼魂糾纏著。
我第一次婚姻的失敗原因大半是因為我當丈夫和父親的種種缺點。匿名戒酒協會裡稱這種儀式為「清理舊日殘骸」，這是一種讓你甩掉危險的方式。
這些儀式我都做過，悔過自新，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有系統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過去的歷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麼急，但慢慢的、一直持續在努力。我跟我的輔導員做過一連串長談，還有一些心靈探索，還有無數的思考與行動。如果說過去多年有些什麼始終糾纏著我，現在都不見了。
只不過它們偶爾還會回來，尤其往往發生在十一月底。白晝越來越短，陽光越來越淡，我也開始回憶起我沒買的每一件禮物，吵過的每一次架，講過的每一句刻薄話，還有我找借口留在紐約而不肯拖著疲倦的身軀回長島賽奧斯特的那些夜晚。
於是當我採購無功而返時，我沒回凡登大廈，而是到對街的旅館。我告訴自己，我無法面對凡登大廈大廳里的媒體轟炸，但其實我沒有理由認為自己會在那兒遇到任何一個記者。他們都已經很體諒地對那個像是要擠出地鐵車廂一樣走過他們面前的傢伙失去興趣了。
我向櫃檯後頭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個醒著的時候大半時間都坐在西北旅館破落大廳里的傢伙點點頭。那個可憐的混蛋比我早幾年搬來這裡，早晚也會死在這兒。我想他沒什麼機會娶到一個美女，然後搬到對街的大廈里。
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打開電視，迅速搜尋了一遍頻道，然後又關掉了。我拉了一張椅子坐在窗前，看著眼前一切，卻視而不見。
過了一會兒，我拿起電話，撥了號。吉姆·費伯本人接的，從他說「費伯印刷公司」的那個沙啞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來的那種巨大安全感。現在能聽到他的聲音真好，我這麼想著，也告訴了他。
「其實，」我說，「光是撥你的電話號碼，就讓我覺得好過多了。」
「哦，真要命，」他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