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顯然是在看過馬蒂·麥格勞最近一篇專欄文章之後寫的，就是那篇間接邀請威爾粗魯地解決掉紐約洋基隊老闆的專欄。標題是「給馬蒂·麥格勞的一封公開信」，信的一開頭提到了馬蒂·麥格勞那篇文章的最後一段。「你問，當你們需要我的時候，我在哪裡，」他說，「只要想想我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這種意志化身為某個特定的血肉之軀，寫了這些信，而且在最近幾個月被召喚去進行幾次行動，只不過是人民意志的具體顯現罷了。」
他繼續用這種抽象的筆法寫了一兩段，然後轉入正題。雖然信的標題寫著馬蒂·麥格勞，但他並不是威爾的目標，洋基隊那位自大的老闆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個紐約人的名字，指控他們眾所周知的惡劣行為違背了公眾的利益。
第一位是運輸工人的工會領袖彼得·塔利，他已經威脅要以公共汽車和地鐵罷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馬文·羅梅法官，他審案一向偏袒，從來還沒遇到過他不喜歡的被告。最後一位是《紐約時報》資深的劇評家裡吉斯·基爾伯恩。
那封信的複印件，我是後來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搖頭，」喬·德金說，「你會覺得自己該打四十大板吧。」
「這封信不是威爾寫的。」
「你已經說過了。我記得還講得非常詳細。」
白天我們都在第一警察局廣場的一個會議室度過，我不斷把自己的想法重複說給不同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現出一副諷刺或居高臨下的樣子。不過無論是什麼態度，他們都一再質疑我的說法，好像這是他們分內該做的事情。他們看起來都無比的年輕，我想也的確是。他們的平均年齡想必是三十五歲左右，跟我差了二十來歲。
我不懂為什麼同樣的問題要問那麼多遍。部分原因或許是要核查我的說詞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進一步資料，但其實我猜這只是他們已習慣的一套例行公事。多聽幾遍我的故事，要比他們自己用腦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時，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們派了一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還有另一組去搜查他的辦公室。他的照片被傳到奧馬哈和費城，還有中西快捷總公司所在地密爾沃基。他們不一定都告訴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實的證據開始出現了，因為那天下午三四點左右，他們對我的態度有了轉變。那時顯然他們開始知道，我講的事情不光是胡說八道而已。
整個過程喬也參與了。他沒有一直待在會議室，中間我一度以為他已經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過他又重新出現，帶了一個三明治和一杯外帶咖啡給我。沒多久他又不見了，不過當我終於獲准可以回家時，他正坐在外頭辦公室的一張椅子上。
我們走過了兩個街口，中間經過了幾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後來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廳的吧台。那個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另外一個人縮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後面的女郎看來頗具異國風情，不過一臉厭倦的表情。她替喬調了一杯馬丁尼，又給了我一杯可樂，就走開了。
喬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馬丁尼，然後把杯子舉高。「我點這個，」他說，「不是因為我喜歡這些東西的味道，而是因為經過像這樣的一天之後，我想喝點東西鬆弛一下神經。」
「我懂你的意思，」我說，「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點可樂。」
「的確。別告訴我你從沒有過那種衝動，想喝強烈點的飲料。」
「我常有那種衝動，」我說，「那又怎樣？」
「不怎麼樣。」他對著酒保那個方向點點頭。「談到衝動，」他說。
「嗯？」
「你覺得是怎樣的，黑人父親和越南母親？」
「差不多吧。」
「一個背井離鄉的寂寞美國大兵，一個年紀很輕卻擁有東方古老知識的女郎。你仔細聽我說，可以嗎？不過很有趣。你看到某個人長得如此有異國情調，覺得很特別，不過這只是你自己心裡在想罷了。」
「你現在懂得從兩種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雲了。」
「哦，去你的。」他說。
「大家都這麼告訴我。」
「是啊，我明白為什麼。來，我複印了一份。我想我不應該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該給你看，不過我敢跟你打賭，這玩意兒明天早上一定會見報，所以幹嗎讓你最後才知道呢？」
說著他把威爾的信遞給我。
「完全不對，」我說，「威爾沒寫過這封信。」
「如果威爾是惠特菲爾德的話，」他說，「而且假設惠特菲爾德不是裝死，那麼這一切還用說嗎？他當然沒寫過這封信，死人不會寫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寫好，他已經寫過一次了。」
他從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麥格勞昨天登過的專欄，馬修。而且他談到了塔利威脅要讓運輸工會罷工的事情，那隻不過是一個星期或十天前的新聞。」
「我知道，」我說，「有太多證據都可以證明，阿德里安並沒有寫這封信然後安排在死後幾星期之後寄出。但就算我從沒懷疑過阿德里安，只要看看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來那個人寫的。」
「是嗎？可是風格很接近啊。」
「威爾二號的文筆很好，」我說，「對語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爾一號。我手上沒有其他幾封信可供比較，可是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辨認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個人之手。」
「我不懂這些。我同意兩者很近似。不過以前那些抄襲威爾的人，不也都想盡辦法模仿他嗎？」
「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嗎？」他聳聳肩，「也許沒那麼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襲寫作的風格，其他也抄襲。看到簽名沒？」
「那是把原件墊在下面描出來的。」
他點點頭。「其他人也是這樣。你在會議室裡頭被那些人搞得團團轉時，我跟幾個傢伙談過，問了一些科學監定方面的問題。」
「我正好奇呢，」我說，「我覺得要證明新的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機打出來的，應該不會太困難。」
「哦，那當然，」他說，「如果信是用打字的話。」
「如果不是打字的，」我說，「那他用手寫出來這種東西，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是說用打字機打字。這封信不是，前面幾封信也不是。這些信都是在電腦上打好，然後用激光印表機打出來的。」
「他們沒法用科學方法鑒定是哪部電腦嗎？」
他搖搖頭。「如果是打字機，每個鍵磨損的程度部不一樣，這個鍵會偏一點，或者E和O會糊掉。或者鍵的表面會不一樣。打字機就像指紋，每一台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電腦呢？」
「用電腦的話，你每次都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按兩個鍵就可以讓字體大一點或小一點。你看到這個草寫的簽名嗎？只要選草寫字體，就會印成這樣。」
「所以無法辨認兩封信是不是從同一台電腦印出來的？」
「這件案子我並不完全了解，」他說，「不過也知道得挺多的。從威爾一號所寫的幾封信看來，他們認為用的印表機不只一台。」
他又繼續說了些我無法完全了解的東西，比方你可以在一台電腦上寫信，複製到磁片上，然後用另外一台電腦和印表機印出來。我沒有仔細聽，最後舉起一隻手阻止他繼續講下去。
「行了，」我說。「我被折磨死了。每次跟TJ講話，一定要聽他說電腦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體或紙張，或者他是不是在東區的電腦寫好，跑到西區去印出來。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風格。最讓你沒辦法忽視的地方，就是他所說的事情。」
「你是指什麼？」
「他的名單。」
「原版的威爾都是寫公開信給受害者。」他說，「這個人卻是寫給麥格勞。而且一口氣就列了三個。」
「沒錯。而且看看他名單上列了誰。」
「彼得·塔利，馬文·羅梅，還有里吉斯·基爾伯恩。」
「阿德里安挑的都是社會無法用法律制裁的人。一個謀殺兒童卻被無罪釋放的變態。一個逃過一切懲罰的黑手黨頭子。一個煽動群眾殺人卻沒法起訴的爭取生命權人士。還有一個種族主義煽動者，他跟其他人一樣，有辦法逃過司法系統的制裁。」
「還有一名辯護律師。」
「阿德里安並不真正屬於那個名單，不是嗎？如果他屬於這個名單，那就推衍不下去了。先不把他歸進來，那這名單上就是四個法律無法制裁的人民公敵。你可以說人民的意志的確就是威爾的意志。」
「那新的名單呢？」
「一個工會領袖，一個法官，還有一個評論家。這等於是拿他們跟開膛手傑克和匈奴王阿提拉相提並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