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紐約人民的一封公開信。」
這是威爾的標題。就像其他信一樣，這封信是寫給並寄給《每日新聞》的馬蒂·麥格勞的。而《每日新聞》也獨家刊登了這個消息，放在頭版，與麥格勞署名撰寫的報導在一起。他的專欄「答客問」放在邊欄，而威爾的公開信全文則放在第二版。這封信按威爾的作風來說相當長，幾乎有八百字，和麥格勞專欄的長度一樣。
信的一開始，他宣稱阿德里安·惠特菲爾德被謀殺是他的功勞（或是責任）。他以誇耀的口氣，先敘述那套用來保護惠特菲爾德的複雜設計，有防盜鈴，有三班保鏢，還有裝上防彈玻璃的裝甲鋼板加長型轎車。「可是沒有人能成功的阻擋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沒有人能逃得了，也沒有人能躲得開。看看羅斯韋爾·貝里，他逃往奧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聖·奧本斯的圍牆內。人民的意志無遠弗屆，可以穿透堅固的防禦設施。無人能擋。」
威爾繼續說，惠特菲爾德絕不是全世界最壞的律師。替無法根除的惡人當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為了服務於他的當事人，他卻樂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麼可憎、多麼不道德。「當一個律師為站不住腳的事情辯論時，我們點頭認可，甚至容許他們為了當事人的利益這樣做，這更助長了他們的狂妄。」
然後威爾又批評司法系統，質疑陪審團制度的價值。他沒有舉出什麼令人驚異獨創觀點，不過他講得頭頭是道，以至於幾乎讓人忘記，你是在讀一個連續殺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個人感想。「我發現我已經厭倦殺人了。我很高興曾經被選中來作為這幾次社會治療行動的工具。但為了大善而被召喚出來作惡，我個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我現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喚出來行動的那一天為止。」
我有個疑問，於是打了六個電話，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後我打電話去《每日新聞》，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訴接電話的那位女士，說我想和馬蒂·麥格勞談話。她留了我的電話，過不到十分鐘，電話鈴響了。
「我是馬蒂·麥格勞，」他說，「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爾德雇的那個偵探，對吧？我想我們見過一次面。」
「好幾年前了。」
「我大半輩子都是在好幾年前。你找我有什麼事？」
「要問你一個問題。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嗎？」
「當然。怎麼？」
「沒有任何刪改？沒有應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麼能告訴你呢？」他的聲音聽起來很苦惱，「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爾。」
「完全沒錯，」我說，「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爾的話，我或許就會知道你有沒有刪我的信了。」
「耶穌啊，」他說，「我根本不想負責做這種事。編輯台那個混蛋刪我的稿子時，我知道自己有什麼感想，但我可不是個殺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這樣：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並沒有駁斥自殺的理論。」
「威爾信里談到了這個話題，他說是他殺的。」
「他以前沒跟我們撒過謊。」
「據我所知，」他說，「的確沒有。羅斯韋爾·貝里在奧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絕證實或否認，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動手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提到過貝里是被刺死的。」
「沒錯，可是警方封鎖了這個消息，所以從這點可以確定是他動手的。」
「那麼最近這封信有類似的內容嗎？因為我沒看到。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想知道信的內容有沒有被刪改。」
「沒有，我們全文刊登了。老實告訴你，我可不喜歡去當那個刪稿子的人。我已經因此得到刪稿那傢伙過多的關注了。」
「我可以想像，你要得到那麼多讀者，代價一定不會小。」
他的笑聽起來像小獵犬的吠聲。「就這個角度來講，」他承認，「那是他媽的天賜好運。我唯一後悔的是他沒在我前陣子簽約談判之前開始行動。同時，作為威爾面對世界的窗口，實在令人緊張。我難免會想著他一個星期會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歡我的文章怎麼辦？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這種原創思想家。」
「原創思想家？」
「只是一個名稱罷了。不過我心裡原來想說的是『瘋狂任務』。而且我剛剛想著，說不定他竊聽了我的電話，而且他會怨恨我對他的心理狀態進行誹謗。所以我講到一半就進行編輯的改稿工作，把『瘋狂任務』刪掉，改成了『原創思想家』。」
「記者的職業病。」
「可是緊接著我又並不真的認為他會竊聽我的電話，而且他在乎我怎麼稱呼他嗎？這些名稱絕對不會傷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頭也傷不到他。你怎麼會覺得他說自己殺了惠特菲爾德是撒謊？」
「他隔了這麼久才又寫信。惠特菲爾德已經死了整整一個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後說：「這正可以證明。」
「證明什麼？證明是他乾的？我不明白。」
「我們正在討論這了點，」他說，「說不定明天的報紙就會登出來。所以我不想在電話上告訴你，因為明天這些事情會見報。你在紐約嗎？你知道《每日新聞》在哪裡，對不對？」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三十三街。不過如果你沒問，我說不定會跑去東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聞》，我腦袋裡面浮現的第一個地點就是那兒。」
「郵遞區號是多少？」
「郵遞區號？你要我寫信給你嗎？」
「不，不是。嘿，你對乳頭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個叫兔女郎無上裝酒吧的地方，白天這個時候，那兒比陰鬱的教會還安靜。半個小時後在那兒碰面如何？」
「好。」
「要認出我很容易，」他說，「我身上穿著襯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無上裝酒吧到了晚上是什麼景象。一定更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輕女郎展示她們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著那些胸部看。而此處在任何時候也可能是哀傷的，那種深沉的哀傷存在於絕大部分為我們並不高貴的原始本能提供娛樂的商場。賭場也因而有哀傷的氣氛，布置得越俗麗，哀傷就越明顯。那兒的空氣有一種卑微的夢想與破碎的誓言的腐壞氣味。
白天稍早時，那個地方毫不起眼。那隻不過是個洞窟般的房間，門和窗戶塗上黯淡的黑漆，內部沒什麼裝潢，傢具是前任屋主遺留物與廉價拍賣品的組合。兩名男子佔據了吧台的兩端，注意力分散在電視（播放著，聲音關掉了）和酒保之間。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來比她的明亮紅髮要來得貨真價實得多。
酒吧里還有個小舞台，晚上也許有舞者表演，但現在卻是空的，只有收音機里放著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樣，穿著有兔尾巴的短褲，頭戴兔耳朵，腳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著，在吧台和桌子間服務。也許午餐時間人會多一點，但現在前頭只有兩個男子各佔一張桌子，還有一個人獨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獨自坐著的那個是馬蒂·麥格勞，任何人都能認出他來。他一張昂頭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隨著專欄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發，不過自從威爾事件爆發後，我在電視上看過他太多次，已經習慣了那些灰發。除此之外，時光並沒有改變他太多，如果真有什麼不同，那也不過像漫畫家筆下的效果一樣，強調已有的特徵，眉毛更濃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經脫下了西裝外套，鬆開領帶，一隻手包著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個裝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經空了，廉價威士忌的味道從他的鼻孔間直透出來。
「斯卡德，」他說，「我是麥格勞。這位親愛的達令——」他搖搖手叫那個女侍——「跟我保證說她名叫達琳。她從沒騙過我，對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覺她一定常被開這種玩笑。她一頭黑色短髮，乳房很豐滿。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繼續說，「可是她也可能是說斯佩茜。別點太複雜的酒，點飯後酒會要的你的命。在這裡，點一份烈酒或啤酒會比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為不管怎麼點都一樣，無論酒瓶上寫什麼，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說我要杯可樂。
「好，這也很安全。」他說，「不會太冒險。達琳，再給我來瓶一樣的，不要換，明白嗎？」
女侍走開了，他說，「郵遞區號是一OOO一，或者我該說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現在大家都怎麼搞嗎？」
「什麼怎麼搞？」
「說零的方式啊。你在電話里念自己的信用卡號碼，你會念『O』，而不是『零』，他們重複時會改念零跟你確認。你猜我怎麼想？都是電腦搞的鬼。你抄號碼時，打字母O或數字零，又有什麼差別？看起來都一樣。可如果在鍵盤上，你要按不同的鍵。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