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而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理想主義者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讚美玫瑰卻道「倘無刺多好！」理想主義者是任何時代都曾有過的僅供欣賞的副產品。
被時代所甩棄的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頻繁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於動物界，未來將在許多方面與過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與今天的蜂巢構築得同樣完美，千年後的蜜蜂也許還要構築同樣的六邊形。而於人類，未來將在許多方面與過去不同。儘管人的壽命比蜜蜂的壽命要長久許多倍，但人絕不甘心連續三代構築同樣的東西。所以人有歷史，而蜜蜂只有傳統。
在時代和時代之間，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轉折的驟力夾扁了的身軀。
願未來的人們研究這樣的「標本」時，發現可歸類於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預測的要少。
鯨的巨大身軀直豎于海面，然後猛烈地拍擊下去，這一壯觀的情形酷似時代的轉折，於是某些吸附生物無著無落，甚至肢殘甲碎。
之後鯨泅向更廣闊的海域。
故此篇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給我公平！
時代：那是什麼？
人：和別人一樣的一切！
時代：你曾和哪些「別人」一樣？
寒冷。
疏星凍在天。梟鳥僵於樹。前無村，後無店。公路兩旁的原野，屏息斂氣地寂靜著。嚴寒酷冷在寂靜中企圖將從天到地之間的一切凍脆。那些樹的禿枝像世界被剝了皮的裸露的神經，並且是被凍死了印在夜的凜冽的底片上。那隻梟鳥彷彿已在樹上僵棲一萬年了，一萬年里不曾舒過腳爪，也不曾發過一聲梟叫，一萬年里綠眼圓睜。
「吳振海，老子捅了你！」
「別亂來！別……」
「你他媽的放開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聲充滿絕望。
貓頭鷹俯瞰，綠眼閃爍著幸災樂禍。
西北風嘯過，彷彿有一隊士兵整齊地吹了一陣口哨。
樹皮凍裂之響可聞。
世界的神經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並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記憶，那一時刻你、我、他、她都在擁被酣睡。嚴寒在夜裡僅對極少數人和動物構成威脅。
那一年是1998年。哈雙（哈爾濱—雙鴨山）公路上，兩輛超期服役並且分明超載的卡車，趴窩在公路邊上。車廂內裝的是煤。這是一次「倒煤」行動。也是一次「倒霉」行動。一路行行復停停，停停復行行，不斷受到盤查、罰款、敲竹杠。
因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個，高，瘦，長臉缺乏立體感，臉上的線條似速描般的隨意，沒有任何特點，因而彷彿便有了某種特點。唯一能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那雙眼睛，因它們的細小而使那張臉顯得五官疏散。尋常它們總是閃爍著熱情的、自信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懷疑的自負的目光，當它們靜望著你的時候，彷彿在對你請求——快告訴我一些新鮮的事情吧！告訴我和我一樣年齡的別人們都在怎麼活？指給我一條發財的途徑，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會忘記你的指點之恩的……
而當時它們——那一個因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裡——充滿了沮喪和焦急，還有從心底燃燒上來的一股無名火。你如果想像得出一頭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後的樣子，便不難想像他當時是什麼樣子。當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獅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後，比人臉所能作出的表情還要豐富並且誇張，而猛獸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無疑將會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剛剛舔了芥末還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時候和在最狼狽的時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現都不過不停歇地在原地繞圈子。
他已經不知圍著兩輛卡車繞了多少圈了——問題出在兩個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當於自行車氣門芯那一類的部件。此時，由於嚴寒，卡車根本發動不起來了。
兩名司機是他雇的，而車是他另租的。倆司機不停地罵罵咧咧，其中一名司機高高在上瞪著他來氣，推開車門對他吼：
「你他媽的瞎繞晃什麼呀？！」
他望望對方，什麼都沒說，掏了煙敬給對方，並且替對方劃火柴。
他明白，現在他連圍著卡車繞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儘管繞也白繞，但不繞他更想罵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幾分乞憐，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麼一種目光望著馴獸師。
這個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認為是必須忍的，那麼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尷尬、一切的苦辣酸麻，兩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碼當年他是這樣的。
他心裡瀰漫著悲哀。春節前的這一天，他特別想念兒子，他總想活出個樣來給他的兒子看。而兒子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時候，是他比現在更落魄的時候……
終於天漸亮了。終於有朝哈爾濱方向開去的車輛——第一輛，沒攔住；第二輛，沒攔；第三輛，還沒攔住，給錢也沒用。從雙鴨山朝哈爾濱開去的車，只要是輛車，沒有還能再擠下一個人的。他已經凍得半死，兩名司機不忍再袖手旁觀，和他一起攔住了一輛從哈爾濱開向雙鴨山的卡車，卡車上載的是凍肉。他塞給對方20元錢，對方正欲發作的表情平復了下來——「上車吧。」
「師傅，多謝！」
「甭謝。後邊去！前邊路上還等著個熟人吶！」
凍得半活半死的他，被兩名司機又托又舉弄上了別人的卡車，縮在滿車凍肉的縫隙間。
在雙鴨山，他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火車。到哈爾濱，他馬不停蹄四處奔波買兩個小小的汽車部件。買到後沒回家喝一口水，又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返往雙鴨山的火車。下了火車又付出20元，坐在另一輛卡車的車廂里。所不同的是，這一輛卡車也是「倒煤」的，不過不像他那麼「倒霉」罷了。西北風卷著雪，卷著煤屑，一陣陣掃蕩著他的臉。
10年後他對我說，在別人的煤車上他曾失聲痛哭，像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孤兒……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名字叫吳振海。
他和我的經歷截然不同。1968年，我作為學校的第二批志願者下鄉了；他因是長子，父親去世，照顧留城，所以他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分道揚鑣」了。他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條「漏網之魚」。這是一種僥倖，但於他談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層市民的兒子，他是在大雜院里長大的孩子，無紅煙護其左，無紫光罩其右。城市並不因他僥倖留在它身邊了，便怎樣的青睞於他。城市恩賜給他一份工作——每月18元，從學徒工干起。3年後他每月可以掙到32元，以後他將照例被城市歸入工人階級的行列。這意味著當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許可以掙到每月八十幾元錢。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資——八級工的工資，相當於當幹部的人當到了科長級，前提是他如果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的話。他顯然不打算以過來的人們為榜樣，便不可能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結果是到了1981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用我們當年常說的話是——沒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壯，也彷彿不能作為一個資格完備的最起碼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他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這個人沒有正式工作」——此話包含了許多意會勝過言傳的內容。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於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沒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給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沒有正式工作如同沒有「紅色」的成分。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會坐標繫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