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發生的那事件，似乎沒見過有哪家報轉載，甚至沒見過哪家報間接地報道過。也許，根本沒有什麼「新聞價值」吧。就我的讀報範圍而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大有影響的報，似乎皆保持著曖昧的沉默。尤其電台和電視台，據我所知，概無評說。給我的印象彷彿是，中國的一切媒體，對那事件，一時都裝聾作啞起來。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許都收到了「新聞迴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韓國的電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韓國的30多歲的女人。職工儘是中國人。那韓國女人，蔑視中國早已頒布的《勞動法》，經常迫使中國職工加班加點，最甚的一個月竟加班250多個工時。平均每天8個多小時，相當於一天干兩天的活。而且加班加點是無償的。敢有抱怨者，即刻開除。那韓國女人，性情暴戾乖張，動輒對中國職工大加訓斥，甚或打罵。數百中國職工，竟無敢抗議者。一次又迫使職工加班加點。一星期內，不分晝夜，除了吃飯，不許停止。即使吃飯，也不許離開工作台，只能守著工作台吃盒飯。一個星期內，包括每天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全體中國職工只獲准了不足十小時的休息時間。說是非人的對待，真是一點兒也不過分，一點兒也不誇張。
正是在這一個星期里，在職工們連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後，在被允許的十幾分鐘上廁所的時間內，有一個並不上廁所的老職工，實在堅持不了那一種巨大的疲勞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來。而這一情形，被那韓國女人巡查時發現，操起一塊鋁製台板，朝老職工擲去，擊在老職工背上。
她大發雷霆，吼叫著，命各班工長召集全體職工肅立在她面前，聽她訓斥。
全體職工默默地肅立在她面前，默默地聽。
那韓國女人，竟又喝令全體中國職工，包括各班工長們，跪在她面前「反省」。這真真是一人有「過」，眾人皆罰。這一種現代企業的野蠻之至的「管理」方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發生在我們這個早已完全獨立、主權完全自主的國家，能不令人震驚，能不令人聯想多多嗎？這一事件，即使擺放在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大背景來看，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100多名中國人，一齊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們的頭，在一名30多歲的韓國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長例外。就連他的雙膝，當時也屈軟了一下。卻畢竟他沒有和他的同胞們一樣，默默地終於雙膝跪下去。他環顧著跪下在他周圍一片的同胞們，感受到了一種羞恥以及由這羞恥而從內心裡產生的被嚴重侮辱的義憤。
那韓國女人朝他一指，厲聲喝問他為什麼不跪。
他說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囂張，說你認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滾蛋！……
沒有一個跪下的中國人站起來聲援他。他當時處於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憤然離去了。
我們無從知道，他離去時內心裡懷著怎樣的想法……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100多位中國人，低垂著他們的頭，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個30多歲的韓國女人面前，長達十幾分鐘……
那是一種怎樣的沉默啊！
當時我手捧著那一份登載有此事件的紀實報道的報紙，剎那淚水奪眶而出。以至於我不得不放下報紙，趕緊地抓起一支煙塞在唇間，大口大口地連吸。尼古丁沒能立刻使我鎮定如常，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我雖遠在北京，但我——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彷彿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韓國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100多個在那淫威囂張的韓國女人面前馴服如羔羊的同胞們，間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們中國人，幾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過，曾在美國人面前跪過，曾在英法聯軍面前跪過。
但那往往是被洋槍、被屠刀逼著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槍、被屠刀逼著，也有寧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觀念，已被近年來的某些新思想新觀念，「凈化」得相當「靈活」了。
我已很能夠接受這樣的邏輯了——倘被洋槍屠刀逼著，跪下去其實是不打緊的。保命為重。若腦袋掉了，命都沒了，其他的一切一切，還有什麼意義呢？
但那100多位我們的同胞們的跪，並非像當年一樣，是被洋槍、被屠刀所逼啊！他們面對的不是當年的日寇！不是當年的美國大兵！不是英法聯軍！只不過是一名韓國女人啊！而且我們的同胞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裡自己的城市裡啊！
想韓國人，當年也曾被日本人殘酷地奴役過。同處亞洲，韓國和中國，當年曾同是患難兄弟國。
而現在，一名韓國女人，竟似乎認為，自己有特權在中國的一座城市裡，公然侮辱100多位中國人「沒商量」了！
想來想去，那特權，還不是我們自己的表現給的嗎？我說「我們自己」，既包括我們的某些軟弱可欺的民眾，也包括我們的某些媚外威內的大小官員。而且，細想起來，首先是後者們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面前變得軟弱不堪了，才導致我們的某些民眾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細一想，前者們的不爭，未見得不是後者們一向「威內」的結果。
然而事件到此並未結束。還有下文。的確，我不認為這只不過是一件事，而認為是「事件」。既然連兩個中國小流氓打架鬥毆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標題見諸報端，此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當時沒有跪下去憤然離開的青年工長，是個有頭腦有己見的青年。他到了市工會。於是市工會的同志聽了他的彙報，聯合市「外資辦」抑或「合資辦」的同志，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在調查中，那韓國女人胡攪蠻纏地說：「不錯，我打罵過中國工人，但那是出於對他們的愛心。」
隨行記者問：「在韓國，你們是不是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你們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們韓國很正常。不值得你們這樣大驚小怪。」
不但胡攪蠻纏，還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毫無知錯悔改的意思。
調查組剛離去，她就對工人們揚言：「有什麼了不起，頂多不過罰款！他們要罰多少，給就是了！可我照樣是你們的老闆！誰不服從我的管教，照樣得給我立刻滾蛋！……」
還說：「你們中國人，就配這樣管教！」
那青年工長，一回到車間，卻立刻受到了十幾個人的圍攻和威脅。
他們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老闆給你工作的機會，提拔你當工長，你不站在老闆一邊，還敢去告老闆！你純粹是找不自在了！」他們當然也是中國人。
我不能判定他們是不是那韓國女人豢養的「惡奴」、「狗腿子」之類，因報道中沒這麼寫。儘管報道中沒這麼寫，卻絲毫也不妨礙我的頭腦如此推測。
那青年工長當然落了個即刻被開除的下場。
他索要他加班加點了那麼多時日的工錢。
那韓國女人斷然不給。
她說：「你愛到哪兒告到哪兒告去！所有的中國工人都不給，憑什麼我要單單給你？難道憑你告我這一條？」
那青年工長只得又去找有關方面。
在以後的半個月里，我一直十分關注南方各報，但再也沒發現關於那一事件的報道。我被邀在某大學舉辦「文學講座」時，曾動聲動色地談到過這一事件。記得我當時說了如下的話：「倘當代的中國作家，以為發生在中國的諸如此類的事件，是與作家的頭腦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對諸如此類的事件拒絕關注，那麼他對中國的當代感覺一定是相當麻木的了。身在中國，既對中國的當代感覺相當麻木，那創作也註定缺少了當代的『中國特色』，不被當代的中國人太關注，則便怪不得當代的中國人『不識貨』，水準太低了。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人，只將所謂『純粹的文學』享作精神『化妝品系列』的，畢竟實在是『一小撮』罷了……」
我知道我當時講得多麼動聲動色。
我知道在那一雙雙目光遲鈍而又冷漠的眼裡，我當時顯得有多麼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內心裡清清楚楚地知道，但還是忍不住當眾「自言自語」。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語」，不再是別的什麼。
有人遞給我條子。上面寫的是——「梁曉聲，講點兒別的。莫再扯這些離題萬里、毫無意思的。講點兒能逗大家開心的、有意思的！……」
我讀了上面的話。
於是一片掌聲。
於是我明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