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將20世紀60年代力劈為兩截。1966年以前是一種情形，1966年以後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種情形。1966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1966年以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貫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1966年雖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1966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10月——這由20世紀60年代的後五年和20世紀70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輯」組合成的11年，自成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女性很有些與此前此後的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慾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慾望，包括本能的慾望。
當人們的物質慾望相差無幾時，或自以為相差無幾時——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同齡人之間相差無幾的收入，商品的極端匱乏，決定了人們消費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條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顯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質佔有率，其實較難奢侈地優越於另一部分人。
那麼，普遍的人們的慾望，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級，不再試圖另有謀求了呢？
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前十幾年的歷史，似乎回答我們正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認真分析，卻會恍然大悟那結論的錯誤，發現那一頁歷史所記載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表面假象。
人的慾望原來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樣縮在殼裡的。它的鉗在殼裡悄悄生長著，堅硬著，儲備著力量，伺機出殼一搏。慾望在此時是極其曖昧的，動機不明確的，它不知所要何物。這一點與寄居蟹又頗不同。寄居蟹一搏為食，或同類比自己高級的殼。人的蜷縮蟄伏的慾望，此時處於朦朧階段。雖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對自己造成的內部騷擾。像少男少女體內的性荷爾蒙多達一定程度，會遺精或思春一樣，人尋找不到滿足慾望的方式，期待著允許公開手淫的機會。那樣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謹易羞，那樣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溫良恭儉讓」。
「文革」當年對中國人做了這樣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滿足它所依靠和青睞的人的許多慾望的。
於是在極短的日月里，千百萬中國人都為政治而瘋狂起來。
但是絕大多數的家庭婦女們，當年並沒有怎麼忘乎所以地匯入那一慾望奔騰的「突破口」。家庭婦女之所以是家庭婦女，乃在於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任何社會情況下，她們所密切關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國大革命時期，許許多多家庭婦女們也衝出家門勇敢地奔上街頭，與公社戰士們並肩戰鬥。但那是因為，在王朝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下，她們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壘後流血犧牲的，是她們的丈夫和兒子。
政治的旋渦一旦將家庭婦女們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雖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個經歷過的人如果冷靜回憶一下，則不得不承認，其實也並沒能使家庭婦女們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婦女了。起碼，應該承認這樣一點，她們往往只不過是臨時被吸入一下，並非狂熱地主動介入。並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轉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婦女們永遠神聖的借口。
但這並不等於說「文革」時期的家庭婦女們一如既往地相安無事，彼此親和。也有中學生到社區去抄誰的家，或押個什麼小小「走資派」到居民社區去游斗一遭的事。後一種情況下，家庭婦女們被迫捧場。但是如果中學生們以過分卑劣的方式凌辱被游斗者，甚而冷酷地毆打被游斗者，她們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們會很反感。
「這算什麼革命行為？俺可不瞅這個！」
「俺怕遭報應！俺走！」
於是她們中就會有人拔腳便走。
於是她們往往一鬨而散。
家庭婦女沒有參與的積極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況些個中學生？
我曾在「文革」時期親眼見過一群家庭婦女將些個「紅衛兵」圍罵得無地自容狼狽逃竄的情形。倘「紅衛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兒子，那麼這一戶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婦女們不留情面的輿論譴責了。倘居然還有誰家的女兒，那麼她在嬸子大娘們眼裡的形象從此算交待了。所以，連那些最熱衷於抄家、游斗的「紅衛兵」，也往往迴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區的「革命行動」。
幸而當年的中國家庭婦女們大抵沒瘋狂，並管束自己的中學生兒女莫做惡事，經常教誨自己的高中生兒女莫參與打砸搶，否則，中國不知會更亂到什麼程度。
在此一點上，新中國的第一代母親們，實在是功不可沒。一想到她們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當然，在居民社區中，也發生過由家庭婦女們自己召開批判會的事。批判對象，無非是街道小幹部、街道小廠的頭頭兒。但是一般不會過激，曆數他們或她們的官僚主義、營私舞弊、辦事不公、仗勢欺人而已，也就殺殺他們平日的威風，出一口窩心多年的惡氣罷了。她們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憤，揭人隱私，啐人臉面的，但僅此而已。太過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婦女們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學生「紅衛兵」們一般不會深入普通居民社區進行滋擾，那太掉他們的價兒。
作為學生，中學生也罷，高中生也罷，大學生也罷，「文革」中不少人是懷有私心的。「老三屆」尤其如此。
「文革」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首先考慮的一條，是在「文革」中的表現。
這乃是「文革」初對學生們的公開承諾，此承諾當年曾發表於「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
後來又號召「上山下鄉」，承諾就不算數了。
而且當年強調，重在「文革」中的表現，「文革」前的表現僅供參考。
關係將來的人生命運，於是一切中生、高中生、大學生，被牢牢地攥在「文革」的政治大手中了。你不想升學，總還希望有份工作吧？那麼好，請你在「文革」中有所表現。越有突出的表現，越接近你的希望。
儘管如此，女中學生們一般不會像某些男中學生那麼肆無忌憚。這是由她們少女的年齡所決定的，也是由她們是女性所決定的。她們普遍自然都不願表現得很不積極，但也都不願爭著表現得格外積極。何況，有男生們在積極地自我表現著，留給她們表現的政治空間有限。
中學男生們分為兩類，一類為著明確的目的不遺餘力地有所表現，而且一呼百應地向今後也許決定自己命運的政治勢力靠攏；另一類卻相當現實，既然不上課了，那勞你們大駕先「革命」著，我可得找地方為我家掙點兒錢再說。故「文革」中，在哈爾濱市，一個有趣兒的現象是，凡大型的集會，女生多，男生少。女生身在「革命」中，心在「革命」外，不是為了江山屬誰喊口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參與喊給別人看的。僅僅一年後，她們中的不少人，也大隱而隱於「革命」。
「文革」前兩年中，許多平民階層的母親們沾了「革命」的光——她們的早早就厭倦了充當「小將」的女兒們，十之八九從第二年起就乾脆忘了中學生的身份，當然也不願繼續「小將」的「使命」，歸效家庭，替代是家庭婦女的母親們井井有條地操持家務，重擔20世紀50年代那一種大姑娘的家庭角色。
高一、高二的女生也差不多儘是這樣的。一邊做大姑娘，一邊關注學校里的動靜，期待安排自己命運的消息。
惡的女初中生、高中生是有的。人們後來往往將她們的惡歸於「愚忠」，這是很不全面的一種結論，甚至可以說是相當錯誤的一種結論。據我看來，她們當年的惡，所包含的個人功利內容和複雜性的心理內容，遠比政治的內容多，絕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釋清楚的。
我當年就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學習非常優秀的女生和相貌極為平庸的女生中，父母「靠邊兒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紅得發紫的女生中，往往尤會爆發較惡的「革命」行為。
第一類，因為自己從前的優秀學習成績一概不受重視了，失落感極其強烈。好比一向的儲蓄突然被宣布過期作廢了，而自己竟一點兒也沒有來得及瀟洒地消費過，內心裡是非常惱火的。你們不是指斥我為「白專」典型么？那我就「革命」給你看看！「革命」不就是流行的那麼一回子事兒么？比獲得優秀的學習成績容易多了！就像重新開始另一種短期高息的儲蓄，她們的「革命」表現十分急切，帶有泄憤性。她們「革命」的對象，往往針對著文化知識者們而去。在她們的潛意識裡，她們「革命」的對象被當成與她們殊途的目標，既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