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小說的洪荒界
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出一趟遠門，一去二十年：前十年在陸地上打仗，後十年在海上漂流——不對，不能這麼算——在這第二個十年里（依據荷馬的描述），我們的英雄分別由美麗的女神塞爾西（Circe）和卡呂普索（Calyps ō）以酒食和身體款待了一年和七年。最後，英雄返抵國門，元配完璧歸奧，故土重回掌中，仇敵庶幾殲滅。非但父母仍舊健在，連奴僕亦不稍折損。若說有什麼遺憾，大約只是漫長的等待磨死了老狗一隻而已。真是華麗、豐富又圓滿的一生。
笛福筆下的魯濱遜離開英國三十五年，在那個荒島上待了二十八年兩個月又十九天。可是他徒手打造了一個小王國。遇救回到家鄉，他結了婚，生了三個孩子，還有餘力撫養兄長的遺孤——甚至將其中一個培育成勇健的航海家。等到魯濱遜於1694年重返那個被他稱之為「殖民地」、「領土」的小島，發現他的「繼承者」西班牙人所展開的各種改良事業，其躊躇滿志，則又不啻是像奧德修斯一樣受盡神蔭的幸運國王，甚至是天神一般的角色了。
為開疆闢土或探險遊樂而遠航的故事不乏遇難、登島、求生、待援、獲救這一連串的模子，我們在愛倫·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的《海上歷險記》（The Narrative of A.Gordon Pym）里讀過，在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和大仲馬（Alexandre Dumas，1803～1870）的《基督山恩仇記》（t of Monte Cristo）里也驚鴻一瞥。到了戈爾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的《蠅王》（Lord of the Flies）里，儘管平添了前所未見的政治批判，吸引一般讀者入迷的那個老模子依然故我。純粹就模子論模子，從登島到獲救才是遠航故事的重心，彷彿取材自監獄生活的好萊塢電影慣例一樣，關進去之前和逃出來之後的情節鋪陳不過是果皮和果核一般食之無味、棄之不惜的東西。這種海島歷劫故事之不勝枚舉，儼然已可成立一小小的次類型；它的文本要素則顯而易見：豐富的技術細節和瑣屑知識。道理很簡單——沒有這兩者，漂流在荒島上的人難以存活，故事也就無從傳說了。
在先前的兩部小說《玫瑰名》（Name of the Rose，1980）和《傅科擺》（Foucault''s Pendulum，1988）里，昂貝托·艾柯（UmbertoEco）已經充分示範了作為一個記號語言學者的小說家如何藉助於豐富廣博的知識背景和繁複奇巧的符號推理，使小說具現了解謎的趣味，亦兼備了啟智的奧旨。無論《玫瑰名》和《傅科擺》所處理的是14世紀的修道院謀殺案，抑或20世紀的聖堂武士暴力團，艾柯以學者之姿忽然且赫然地崛起文壇、享譽世界另有其世俗性或銷售數字背後的嚴肅意義。這兩部作品實則與一個古老且自由的書寫傳統有著遙遠但密切的聯繫——即使它們都十分慧黠地裹覆著「犯罪（或偵探）故事」的市場偽裝。那個「古老且自由的書寫傳統」可以上溯到佩特羅尼厄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Satyri）和阿普列尤斯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也可以旁及於（艾柯本人可能未曾涉獵過的）中國稗官野史、筆記雜乘。這個在東西方不約而同出現的書寫傳統所著意者，訴諸以敘述體處理、開拓、擴充，甚至不惜杜撰、虛擬、捏造所謂的「知識」。不論「知識」被宗教或政治打壓、縮減、剝削或利用到如何荒謬貧弱的地步，這個書寫傳統都能夠保存或製造出種種超越于禁制之外的智慧。
《玫瑰名》里的主人翁威廉（有著福爾摩斯般靈光的破案頭腦）如此說過：「世俗人的誘惑是通姦，神職者渴想的是財富，僧侶夢寐以求的卻是知識。」「為了滿足心靈的好奇，他們（按：指熱愛知識的僧侶）自會冒著死亡的危險，也有可能被想要將秘密據為己有的人殺害。」威廉所聲稱的僧侶在故事裡大多是畸零變態的凡人，但是他們探索「被禁制的知識」則與威廉並無二致，且正因此一探索的主題，使教會假上帝之名以行使操控的無上權威得以動搖。同樣的主題在《傅科擺》中再度浮現。主人翁之一的貝爾勃因之而喪命，故事的敘述者卡素朋也自知逃不過那些「要將秘密知識據為己有的人」的毒手。這個看似悲壯的結局其實充滿了諧謔和嘲誚——卡素朋「臨終」之前的領悟是：「我真希望能寫下我今天所想過的一切。可是如果讓『他們』看到的話，『他們』只會再歸納出另一個黑暗的理論，再花上另一個永恆試圖解析隱藏在我字句後的秘密信息。『他們』會說：『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只是在開我們的玩笑。不。或許，「存在」在不知不覺中透過其渾然未覺而傳達一個信息給我們。』/我寫或不寫並無不同。即使在沉默中，『他們』也會尋找其他的意義。『他們』就是這樣的。盲目得看不到任何啟示。」
沒讀過《傅科擺》的讀者也可以從這一段引文中猜測得出：「他們」這一群所謂聖堂武士的傳人，正如同《玫瑰名》里的盲眼老教士喬治，非但試圖壟斷知識的詮釋權，更確信自身是知識或者權力唯一的合法擁有者乃至創造者。這個「他們」顯然很容易令人聯想起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及其所豢養的秘密警察鷹犬。
但是艾柯並沒有膚淺到只想如奧威爾一般控訴極權政體。他的這兩部小說都指出一個人類思考面向乃至思想史上所不能避免的問題：知識禁制與神秘主義（Mysticism）之間的關係。在《闡釋與過度闡釋》（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1992）這本論文集中，艾柯提到了公元2世紀出現於地中海盆地的《赫爾墨斯神智學》（Corpus Hermeticum）一書。此書所包括的十七篇論文出自眾多作者之手，是以表達了近乎完全對反的兩種世界觀。同一本書中包涵了完全相左的意見，該如何調和、以避免抵觸希臘理性主義原則之一的排中律（某存有物非真即假，無第三種可能）？用艾柯的話來說，即是：「如果書籍告訴我們真理（儘管這些真理會相互抵觸），它們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將是一種暗示、一種隱喻。它們表達著與其字面意義不同的東西……為了能夠理解書籍中的神秘信息，有必要去尋找某種超越於人類之外的啟示：這種啟示將由『神性』自身通過形象、幻夢或讖諭的方式加以顯現。然而，這樣一種聞所未聞、史無前例的神性啟示將不得不涉及下面這兩個因素：一個至今仍然未知的神，以及一個至今仍然秘而不聞的真理。秘密的知識就是深刻的知識（因為只有藏於表面之下的東西才能永遠保持其神秘性）。」如此一來——倘若艾柯所言不虛——為避免知識與知識之間的矛盾，真理便只能因一而再、再而三的詮釋演繹以迄於無窮無盡。也正由於秘密和深刻之間畫上了等號，便出現了兩個必然的結果：其一是為了使秘密知識（擁有真理的無上權威）據為己有而導致的攫取世俗權力的鬥爭；其二是終極秘密因為勢必無限推衍下去的緣故而變得根本不存在。
從這一點去看：中世紀教會和本世紀秘密警察的共同武器不是極權，卻是神秘主義的思考方式了。「他們」，都盲得看不見任何啟示。
艾柯的第三本小說《昨日之島》（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5）依然保留了此前二書的關切——探索「被禁制的知識」，而且更大膽地迎向那個古老且自由的書寫傳統——在彼處，近兩千年前的小說家先驅把他們對神話、歷史、現實、科學、哲思、夢境、妄想和謊言等一切可以用語符載錄的文本糅製成一個元氣淋漓、恢宏壯闊的整體；既不憂心結構是不是完整勻稱，也不顧忌情節是不是挾沙跑馬，既不操煩事件是不是切近經驗法則，也不畏懼角色是不是反映真實人性，不須精心縫製一個準確的敘事觀點，更不須勉力打造一套時髦的正義態度。但凡是知識的可能性在哪裡，小說的領域就開展到哪裡。於是小說家畢集雄辯、低吟、譫語、謊言於一爐而冶之，使所謂的故事如迷宮，如叢林，如萬花筒，如一部「開放式的百科全書」。是的，百科全書。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Millemnium）第五篇《繁複》的講稿中這樣宣稱：「現代小說是一種百科全書，一種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種事體、人物和事物之間的一種關係網。」作為艾柯的前輩和老友，卡爾維諾所拈出的「百科全書」一詞，不須是一創見而對艾柯有什麼直接的啟發。這兩位作家顯然都對「了解符碼的繁複性」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和掌握能力。在他們的眼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