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小說的瘋人院
試圖曆數「瘋狂」在文學史上的表現或意義這件事本身就很瘋狂，因為這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窮盡的課題，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起碼連現代人最庸俗的心理學常識都在提醒著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精神疾病。此一態度非但不會惹起驚恐，反而帶來撫慰——既然每個人都有一點，則或多或少不成問題，從而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銘言也就失去了沉重的撞擊力。他說：「人類必然會瘋狂到這種地步，即使不瘋狂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狂。」
一個熟練的小說讀者在面對瘋人情節的時候恐怕也會有相同的失重之感。正因為小說里曾經出現過太多的瘋子（無論他們是狂暴的、褊躁的、憂鬱的或愚蠢的，也無論他們是否經過診斷，抑或被診斷成什麼樣的病名），這些瘋子卻常是作家所屬意的智者、仁者、勇者甚至聖者的化身。瘋子在小說中遭受到的誤解、歧視、欺侮、迫害越多，他們就越接近先知或上帝一些。反正基督已死，戈多未至，彌賽亞遙不可及，拯救遂成懸望，何妨與幾個瘋子作耍？
托爾斯泰曾將契訶夫的《可愛的女人》列為「一年中的每日讀物」之一，並為之寫過一篇短評。托氏以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譬喻如此說明：「我在一個大廳里學過騎自行車，那大廳大到足夠容納一隊士兵在裡頭操演。在大廳的另一頭，有位小姐在看書。我想我得小心一點，千萬別衝到她那邊去才好，我就開始瞧著她。我一面瞧著她，一面卻無意中離她越來越近；儘管她看出了危險的逼近，連忙閃開，我的車子還是衝到她身上，把她撞倒了——那就是，只因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的緣故，因此我反而做了跟我本意恰恰相反的事。」
這則譬喻的用意是：契訶夫原本想要譴責《可愛的女人》的女主人翁歐蓮卡，可是作者「受了繆斯的感召，囑咐他、命令他祝福，他果然就祝福了」，「他把詩人縝密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以後，卻反而把她高高舉起了」。
我私下以為托氏在不得不讚揚契訶夫的小說成就之餘，刻意誤會了（起碼是渲染了）契訶夫對歐蓮卡的處理動機——有可能是前輩作家在獎掖後進時「忍不能予」的扭捏與矜持，無足深論，因為契訶夫未必有「譴責」歐蓮卡的「本意」。這個女人一嫁嫁給劇院經理，再嫁嫁給木材商，兩度守寡之後又愛上了一個獸醫，此人不久便隨部隊離開了她。多年以後獸醫再回來時還攜妻帶子，歐蓮卡再度（以大地之母的身姿）接納了獸醫，以及他的家人。這時滿腹似水柔情、不擇人皆可愛的歐蓮卡又將她的愛全副傾注給獸醫那十歲的兒子沙夏。小說的結尾並沒有出現另一次死亡或分離，但是更大的悲哀也在這裡——讀者已確然得知：終其一生都必須為付出感情而活著的歐蓮卡時時刻刻都活在即將失去所愛的恐懼之中。
契訶夫曾不止一次地處理「周旋在幾個男人之間的女人」（醫生）、「從一個男人流浪到另一個男人之間掙扎著的女人」（貞操），我們也許可以就這樣的作品來推斷作者對女人的「譴責」；然而在《可愛的女人》里，毋寧以為契訶夫超越了這個態度，而進入一個更巨大也更令契訶夫嚮往的主題：執迷。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的差異便在這裡。托氏傾向簡約、質樸和純凈的道德潔癖使他不能不先據有一個譴責的動機作出發點，所以他也很難不推斷契訶夫筆下的歐蓮卡那種迅速將前夫拋向遺忘深淵的行徑是作者「原本想要譴責」的。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托氏在自著的《安娜·卡列尼娜》（Anne Karenina，1873～1877）中清醒地、有技巧地、細膩而繁複地提升了他對女主人翁的「譴責」。這個對婚姻不忠的女人非徒死得比福樓拜筆下的艾瑪·包法利更有尊嚴，也更明確地從「背叛/被背叛」的情戲中挑戰和揭發了上流社會虛矯禮教規範的薄弱假面。饒富深意的是安娜卧軌自殺之前最後置身的場景——無禮的列車管理員放進一對故作高尚狀、用法語侈言高論的夫婦到安娜的車廂里來。正當安娜開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種可以不痛苦生活的處境。……我們全都是為了受苦而出生；我們都知道這個，卻都在想辦法欺騙自己。在我們看見了事實的時候怎麼辦呢？」就在安娜這麼想著的同時，她聽見那個裝腔作勢的可厭婦人說：「就是因此才給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煩惱的事情。」事實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婦人的建言，而她卻在這句完全不是針對她而說的話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衝下鐵道，算準距離，縱身躍入迎面駛來的兩截車廂的輪子之間。
19世紀70年代晚期，托氏歷經了重大的精神危機。在1881年完成的《懺悔錄》中，他以「激變」一詞來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學問的人的生活」、他的「一切行為、議論、科學、藝術」之決裂。這種決裂是不斷持續成癮的譴責；一旦啟動便沒完沒了，不可收拾。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長篇論文《什麼是藝術？》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發表的許多傑作都只是「壞藝術」。從這一點看，托氏本人雖然聲稱他度過了精神危機，一步又一步接近他自覺理想的禁慾天堂，而「托爾斯泰主義」也成為世人摩挲其文學成就的道德聖袍，然而，他恐怕反而因此而成為精神病史上一個鮮明而獨特的典型病例：在一個渾身長滿譴責利針——且兩端皆銳不可當——的刺蝟眼中，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理性」大傳統又算得了什麼？
在這裡，我們暫且不去追究：契訶夫（一度曾罹患憂鬱症）是不是另一個精神病患者？而試著理解他是如何走出「托爾斯泰主義」的。1891年，契訶夫已經完成了在他一生中具有轉捩意義的庫頁島（流刑島）之旅，親睹囚犯的生活之後頓悟綱領式的憐憫、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只是空言高論，這些東西往往不根據事實即已成立，但是「在俄國，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由托氏高貴的情操所主導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續譴責（包括無盡不休的自我否定）之於契訶夫，何異於另一種執迷？托氏追求簡約、質樸和純凈的境界在現實中不得不搖身一變成為反對知識文化的累積，這在契訶夫而言，又何異於另一種譫妄（delirium）？在宣布「我再也不要作托爾斯泰主義者」、「不再為托爾斯泰的道德律所動」的同一篇文章里，契訶夫如此寫道：
在女人中，我所愛的當然是美；在人類社會中，我所愛的是絨毯、附有彈簧的馬車和敏銳思考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理智與事實告訴我：電流與蒸汽比貞潔和吃素含有更多的人性與愛。
在這一層反省上，契訶夫激切的用語一方面顯示他和托氏一樣具有與自我決裂的勇氣（契訶夫承認托氏強烈衝擊著他的心曾長達六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顯示他對「執迷」這一精神狀態的誇張反擊。對契訶夫這樣一位擅長也熱愛透過生活事實從事觀察、記錄的小說家而言：執迷者從來不是一個陌生的角色。在我們再度想起歐蓮卡那個近乎病態的「愛的付出者」之前，先看一看那個小公務員伊凡·德米特里·切爾維亞科夫。切爾維亞科夫，蛆蟲之意。
卑微的小公務員伊凡在看戲的時候打了個噴嚏，唾沫星子噴上任職交通部的將軍布里扎洛夫的禿頂和脖頸。伊凡趕緊道歉，卻敏銳察覺口稱無礙的將軍眼中有一道凶光。伊凡於是不安益甚，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對方終於不堪其擾而光火了，把伊凡轟走。伊凡「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退到門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騰騰地走著。……他信步走到家裡，沒脫掉制服，往沙發上一躺，就此——死了」。
這篇譯成中文還不滿兩千五百字的小說營造了一個小公務員的不朽典型。契訶夫撰寫此作時才二十二歲，《小公務員之死》（1882）甚至可以說是契訶夫傑出的短篇經典。在這裡，短視的社會主義或寫實主義批評家當然可以囂囂而言，謂契訶夫「暴露了封建官僚體系對卑微小人物的壓迫」或「揭發了達官貴人的階級嘴臉」。但是伊凡·德米特里·「蛆蟲」之所以成為一個典型，豈非來自他對自己卑微處境之不可動搖的耽溺？豈非來自於這個角色「可厭的」執迷？的確。即使是一個再善良和藹、不擺架子的長官面對這小人物自卑的騷擾，也都不免有嫌惡之感的。契訶夫準確地掌握了這個情緒——一個混糅著對伊凡的同情與嫌惡的情緒——讓莫名其妙的死亡結束了莫名其妙的瘋狂。
此一掌握能力的來源之一，用契訶夫自己的話說，可能是「我的體內流著農民的血，所以我對農民的德行毫不覺訝異」。此處所稱的「德行」，絕非那些理想主義氣質濃厚的貴族子弟如托爾斯泰者流那種綱領式的憐憫、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所揄揚的正義、美好而已。契訶夫之所以慨言俄國的「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正在於他眼中的農民、囚犯以及更廣大的受苦民眾不只是善良、淳樸、受欺侮、遭迫害的；他們同時也是愚蠢、無知、甘於卑微、無能反抗的，像伊凡那樣的蛆蟲一般的。也正因為比強調「不抵抗主義」的「托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