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小說的體系解
讓我假設此刻正面對著一個以上的小說愛好者——這種人比一般的小說讀者有較世故的閱讀經驗，所知道的小說家也不只是常上電視、偶傳緋聞或突然變成政客的那幾位；這樣的小說愛好者可能自己也嘗試著寫過一兩篇或者一兩本小說，他們時而會對小說這一行感覺迷惑。這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因為它與小說愛好者重大的人生問題（或人生之中較重大的問題）分毫無涉；小說既不能解決那些問題，也不能減少那些問題。一旦小說愛好者的人生問題在其某一階段的現實人生之中突顯浮現出來的時刻，他們不是忘了小說，就是把愛好小說這件事當做未經世事、不夠成熟時期的一個夢、一則幻想。如果我們不能了解夢和幻想——更確切地說，如果對夢和幻想抱持迷惑，那一定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
那麼，讓我假設此刻正隔著這一片輕盈的迷惑與小說的愛好者遙遙相對。
每一個寫小說的人也註定與一整部及其身而止的小說史遙遙相對。倘若其間的距離不是如此遙遠，他也就不至於對小說如此迷惑。我們可以如是假想：一個能夠靈活書寫的少年在立定志向從事小說創作的那一天開始，讀到了佩特羅尼厄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Satyri）殘卷二章和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約123～約180）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在此之前，他必須從未讀過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約978～約1016）、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或施耐庵（1296？～1370？）的作品；當然，也更不容許他先讀喬伊斯（James A.A.Joyce，1882～1941）以迄於王文興或魯迅（1881～1936）以迄於黃春明的作品。換言之，我們為這有志於成為小說家的少年打造好一個從小說源起時代直到當世的閱讀環境、一樁巨大的教養工程，使之一步步在浸潤於小說發展歷程的訓練之中，發現一代又一代的小說如何踵事增華，抑或折枝萎葉。務使其體系性地認識古今中外小說演替的各種技術，甚至美學原理。如此一來，這少年對小說這一行自然有了（像堆疊「樂高［LEGO］玩具」一般）纖毫不錯、分寸不亂的理解。然則，這少年能夠成為一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締造新典範的小說家嗎？我猜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那樣為愛彌兒（Emile）完整設計的教育體系里，作者也在《愛彌兒》（Emile ou de 1'' Education）的自序中坦承：「這本書的內容，一點沒有次序，而且不大連貫；無非想給賢良的母親，作個參考。我起初在作些短篇論文，不意接連地寫得很多，竟做成一部書了。」世間沒有一個按圖施工、照《愛彌兒》教養長大的活人，恐怕更不會有一個按圖施工、依小說與小說理論的體系培育出來的小說家。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寫小說的人便活該與一部小說史遙遙相對，對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小說霧裡看花。如此只便宜了那些僥倖出頭又懶惰行事的寫小說的人。小說愛好者倘若不以小說為餘興娛樂，不把小說當作是人生青澀階段誤打誤撞、錯織錯就的夢想，不將小說看成是晉身文化場域博名獲利以便冠「小說家」之名奠定其社會地位的工具，那麼終將有一天，他勢必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小說在人類文明發展上曾經產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這個問題的另一層是：我所愛好的（無論是閱讀過的或者創作過的）小說又在小說史上產生過何等何樣的影響？
終將有一天，小說愛好者會和這樣一個巨大的、紛陳的、複雜的、繁瑣的甚至看似零落錯亂的體系碰面。
謂之零落錯亂，乃是基於一項現象面的事實：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計算出來的。正如人們無從斷言，在政治或經濟上，我們所置身的20世紀末、21世紀初是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人們也同樣無法斷言，當代的小說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來越細膩的許多比較研究、影響研究、類型研究、主題研究的探索反而經常告訴我們：在小說這個體制的發展過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實是某人某作的遺緒，某件諸元其實是某作諸元的脫胎。關於小說的諸般理論倒像是要宣稱：小說史之形成自有一套減法。不能承認這套減法確乎存在，便無法正視小說史的零落錯亂。而所謂零落錯亂，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指小說絕非後出而轉精、益學而漸巧，有一定向而線性的進化。相反地，小說史上不擇期亦不擇地而出的經典作品之間，卻常出現漫長的停滯、衰退、縮減、逆變。無以數計的小說作品從未依據任何一條自然律法或科學法則推擠堆疊、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說所構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龐然的混沌。所謂「小說的體系」或「小說的理論」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矛盾語。
然而，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盧梭論教育之初所感知的頭緒萬端一般，他甚至開宗明義地暗示（人為的）教育之不可能（「無論何物，出於自然的創造都是好的，一經人手就弄壞了」），但是盧梭畢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論。推測他「沒有次序」「不大連貫」的書寫之始，心中也只有整個體系的第一塊拼圖——依循自然。試圖為小說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個體系的可能性亦復如此。這裡的第一塊拼圖是：另類知識。
莊子一定難以想像：他既是第一個使用「小說」二字成一詞的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小說家。然而他所謂的「小說」，並不是後人眼中的小說；在他那裡「飾小說以干縣（按：懸）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外物》）的意思是說：粉飾一些淺薄瑣屑的知識，去求取（權力擁有者所徵用而致之）高名，那麼距通達的境界還差得很遠呢！
顯然，莊子是看不起「小說」的。近世治小說史或文學史的人多隻片言帶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即云：「（小說）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達史》第九章第四節首段幾乎全抄此語，亦未多作解釋。這些史家大約根本不相信莊子正是後世小說觀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說家，要不就是很難費勁地去解釋：首創「小說」一詞的小說家所鄙夷的小說並不是後世觀念之中的小說。也正因為這一寓巧合與誤會的雙重夾纏，使人們難以從莊子的鄙夷態度里發現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塊拼圖，那塊「另類知識」的拼圖。
儘管《莊子》一書的真偽如謎，詳考各篇歸屬更莫衷一是，即使連《外物》一篇都有西漢道家所作、莊子自作後人增補、秦漢之間學者所作、莊子後學逸文而由漢人編輯等諸說，然而以莊子整體學術的旨趣而言，編造故事以模糊知識界聖賢地位的企圖則清晰而一貫。質言之：莊子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堯、舜、老聃、仲尼、顏回、惠施乃至魯哀公、梁惠王、衛靈公等歷史人物之名，製造情節和對話，或則全然對反於創學立說者原本的知識，或則令那些學說在言辯機鋒的對峙之下被莊子自己的知識所掩覆而傾絀，莊子對他筆下的孔子之立論是否前後矛盾、自相扦格可以說毫不措意，因為他的作品正是在滲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識。舉個例子來說：當儒家一徑歌頌著堯、舜公天下的禪讓政治時，《莊子·逍遙遊》卻讓許由教訓了堯一頓，而留下了「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到了晉代皇甫謐的《高士傳》，玩笑開得就更大了。皇甫謐自己是個嫌厭政治的人，晉武帝屢次徵召他出任，他從不答應，只向晉武帝借了一車書，隱居以終，書當然也始終沒還。《高士傳》里的許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謐描寫堯一再要讓天下給許由，任之為「九州長」，許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巢父的人牽了頭牛犢子過來，問許由為什麼要洗耳朵，許由說了「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的緣故。巢父答得妙：「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說完，便牽著牛犢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高士傳》自然不是傳記，而是小說。皇甫謐假借傳記表述了他對真正的隱者和虛偽的隱者的看法。他筆下的許由就一如莊子筆下的堯或孔子一樣，都不再只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種俗知鄙識的化身。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確認或實證莊子鄙夷堯或孔子、皇甫謐鄙夷許由，我們只能把莊子筆下的堯和孔子以及皇甫謐筆下的許由看作兩位小說家所要對抗的知識符號。小說家所提供的則是另類知識。為了捍衛「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持論者——如中國古代的史家，才會像孔子那樣論斷：「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才會像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那樣獨裁：「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