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原精舍詩·續集·卷上》有一首《滬居酬乙盦》，我很喜歡。這是散原老人答沈曾植的一首七律。
原文如此：
樓屋深深避世人，摩挲葯椀了昏晨。
車輪撼戶客屢過，簽軸堆床公不貧。
志怪應逢天雨粟，作痴聊博海揚塵。
夕陽欄楯與愁絕，罷對瓶梅報早春。
散原老人一生中曾經有兩段居住在上海的歲月，第一次是武昌起義之後，基於反對民國的強硬立場，他從南京赴滬。第二年六月，就參加了一個詩會團體，這個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遺老詩人」的組織，名曰「五角會」。
「五角」，顧名思義，所指即「五角六張」，諸事七顛八倒、極不順遂之意。據馬永卿《懶真子·卷一》：「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
五角之會，地名「愚園」，一時頗為民主派（或稱共和派）人士所噱，哂之不已，還奉贈「愚園之會」一聯以羞之：「五角何為人也？群公得其所哉！」
力主清帝復辟的士紳們可以說是群耆並至了。除了陳散原之外，江西來的胡思敬是召集人，和他聯袂來自江西的還有楊增犖、梅光遠、熊亦園；廣州來了梁鼎芬、秦樹聲、左紹佐、麥孟華；福州來的有陳石遺；從蘇州來的是朱古微；從南京來的還有李瑞清、樊增祥、楊鍾羲；從四川來的則是胡鐵花、胡孝先；遠從北京來的還有趙香宋、陳曾壽、吳慶坻；加上本來就寓居於上海的鄭海藏、沈寐叟（曾植）和李岳瑞等，據說總共到了二十六個人。
這樣一個聚會當然不會只是征酒逐肉而已，他們是來搞反革命抗爭誓師大會的，所謂「即當歌哭於斯，使四鄰聞之，知中國尚有人在也」。胡思敬的七絕《詠雪》可以見諸老之宿志：「茫茫一片無昏暗，沒盡田園掩盡關。看汝飛揚能幾日，朝曦隱隱露西山。」當時，滬上原無飄雪，寒心者自得之。
前引七律《滬居酬乙盦》一首應該就是在這段期間寫的。此詩頷聯有「志怪」、「作痴」之語，可以有很多重的解釋。我自己偏向將前一句——也就是本文的標題「志怪應逢天雨粟」——看作是對世局巨變的憤懣嗔斥，刻意以「天雨粟，馬生角」（出自《史記·刺客列傳》）之荒怪不可能，是用反語來譏誚蒼天無眼，居然亡掉了一個大清國，甚至葬送了數千年帝制。
但是「作痴聊博海揚塵」則更見幽微，也是一句論旨複雜的反語，乃是用以比擬沈曾植之書法藝術所象徵的一個不絕如縷的傳統。「作痴」就是指寫字，甚至是指寫蠅頭小楷。這原本是沈氏晚年心儀的北宋書家黃庭堅的話語；黃庭堅曾經在《論寫字法》中引述：「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痴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案古體惟務排迭，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
黃庭堅另有詩《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其中有幾句復按此說：「（前略）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後略）」
由這兩個和沈曾植本身的書學法度極其相關的來歷言之，「作痴」是拆搭了黃庭堅的語詞，但推崇的則是沈氏的字——一種無論在何種艱險困頓的亂世中都能夠流傳下去的藝術品——直至海揚塵。「海揚塵」語出晉葛洪《神仙傳·麻姑傳》，所謂「滄海桑田」「東海揚塵」之原典在焉。
沈曾植，字子培，號巽齋、乙盦，晚號寐叟，昊興人，光緒六年（1880）的進士，歷任刑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職，終於安徽布政使。沈氏原以書法為餘事，活到六十多歲上，才戮力為之，十年間用力極勤，學書初由晉唐入手，橅規鍾繇，不離二王，繼而師法碑學，世論於《嵩高靈廟碑》、《好大王碑》及二爨等隸楷過渡期諸碑尤為用心，遂成大家。
我認識沈曾植這位老前輩，是由於大學期間，一個專門影印大陸版國學叢書的河洛出版社在1975年刊行了他的《海日樓札叢》。當時我站在學校對門的「輔新書局」門口等客運車，隨手翻看之下，是這樣的一段議論，它登時吸引了我：
山舟論書，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張君，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何如？」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葯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結撰，墨光浮溢也。彼用筆如遊絲，何嘗不透紙背耶？」
寥寥數語，便推翻了我打從八九歲時起，就一心嚮往的「力透紙背」之懸望。話說得清楚、懇切、要言不煩，而且是一種：「事理原來如此簡單，從而深刻」的覺悟。只不過，這「海日樓」在什麼地方？沈曾植是何許人？梁山舟又是誰？還有張芑堂呢？葯山是那個法號「唯儼」的臨濟宗高僧嗎？一連串無知與好奇淹連而至，真令人不忍掩卷。
在我真正接觸梁山舟的《頻羅庵論書》之前，就是透過《海日樓札叢》里的「梁山舟論書」而打開了對書法的新理解。比方說這一段：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又如這一段：
山舟曰：柳誠懸《玄秘塔碑》是極軟筆所寫。米公斥為惡札，過也。筆愈軟，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傍作三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一束再踢起，垂如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
更精彩的是緊接著的一小段：
柳公云：「心正則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政（按：即「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筆軟故。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最令我吃驚的是論中鋒的幾句：
藝堂問曰：中鋒之說如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為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
我花了兩天的飯錢買了那一本《海日樓札叢》，就為了這幾句。
但是，讓我捧讀下去的那個最初的問題仍未解決。古人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真的不對嗎？梁山舟的話我懂，他的意思是說，實際操持勞役者日夕習其所業、時刻服其所事，卻未必對耕織有理論性的了解，或是抽象性的思維。梁山舟強調的不是勤劬為之、孜矻練之，而是能否領會和體悟，能否成就學書者心摹手追的眼光。
就在我反覆啃讀《海日樓札叢·卷八》里的幾十則書畫論之後不久，也不免懷藏著現學現賣的一點得意，向當時的系主任王靜芝先生請教。靜芝先生在系裡教授國學導讀、經學通論和《詩經》選讀的課程，在本科課堂之外，還是劇作家、書畫家，為人莊嚴肅穆，不苟言笑。但是倘若學生有書法方面的問題請益，無不春風滿面地響應。我試以梁山舟之語問曰：「設若耕不當問奴，織不當問婢，那麼遇到了技術上的問題，究竟該問誰呢？」靜芝先生大笑而答曰：「不能問奴婢只好問老師了！梁山舟這話不能看死，他就是叫寫字的人不要當奴婢罷了，你一旦能問出技術上的問題，就已經不是奴婢了。」隨後。靜芝先生建議我讀讀另一位清代書法家錢泳以及靜芝先生自己的老師——沈尹默先生——的書論。「創作之人，不能不有其立論。這事，不得已。」靜芝先生如是說。
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一·書學》有這樣的兩段文字：
隸書生於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於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
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蝥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蝥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為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為真、行汨沒，而人不自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式），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唯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一部書法史，竟然可以用一種近乎退化論的尺度去衡量，無乃過激乎？
在論及書法傳承大旨的時候，錢泳此一溢於言表的感慨卻又大開我的眼界——原來一位書法家所關注的抽象性問題還不只是技術層面諸元（如藏鋒、中鋒、渴筆、弱筆等）而已，他的這兩段話根本上就是將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