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arazzi，中譯「狗仔隊」。畢竟港式譯法，總覺不甚妥貼——「狗仔」二字雖然傳神地表現出Paparazzi那種以超靈敏嗅覺窮追不捨之專業精神，但以我個人所見之香港「狗仔隊」，雖然大都偏瘦，卻並不總是採取勞動密集型的作業方式，故一個單幹的獨行「狗仔隊」便不可以複數的「狗仔隊」稱之，同理，亦不可將一位隻身救火的孤膽英雄稱為「消防隊」，或者「朕即國家」。當然，也不可將「狗仔隊」一詞自行非團隊化為「我是狗仔」，這樣說未免流於自我「卡哇伊」美化，並且也很容易招惹愛狗人士的反感。
按照通行的解釋，義大利文 Paparazzi出自費里尼1960年作品《甜蜜生活》。馬斯杜安尼飾演一名專做上流社會花邊新聞的記者，這種職業，電影里叫paparazzo，為paparazzi的單數形式。一時也找不到更好的詞，故「狗仔隊」現已通用於華語世界。曾有人將Paparazzi音譯為「帕帕垃圾」，「垃圾」很精到，「帕帕」卻不知所云。以我之見，與其「帕帕垃圾」，不如「扒扒垃圾」：一來， 比較符合漢語的構詞習慣；二來，以在垃圾堆上「扒扒」之情狀，對「狗仔隊」一詞做了充份的觀照。
「垃圾」不難理解，關鍵在於「扒扒」這種姿態。垃圾本來是一大堆無價值的東西，一經「扒扒」，便有了另一堆垃圾中的垃圾，由「扒手」們親手撕給我們看，或者，看完了由我們自己來撕。如果你覺的「扒扒垃圾」也不夠好，我們還可以慢慢切磋，一名之立，旬月踟躅。但是，恐怕這一次不能等得太久——上個月，我在一份周刊讀到這樣的大字標題：「狗仔隊離我們有多遠？」感覺是一記當頭棒喝，份外警醒，大有「WTO離我們有多遠？」或者「藍牙離我們有多遠?」之意。眾所周知，在中文的媒體語境中，「離我們有多遠」經常就隱喻著「我們十分嚮往」或者「我們已經等不及了」。也就是說，中國現在也有了垃圾，並且也很值得去「扒扒」。
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的垃圾自有中國特色，中國味道以及中國扒法。我發現，與港台和外國同行相比，中國內地「扒扒垃圾」們在境界上來得個高：他們總是盤踞在一個事先搶佔的道德高度之上，居高臨下地扒扒之。更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按照專業操守還是職業道德，本應隱身的「扒手」卻總是熱衷於把自己也「扒」成垃圾的一部份，令「扒扒垃圾」帶上了扒灰的色彩。「記者暗訪」是目前最流行的中式「扒法」。充斥於報端的這類「暗訪」其實是有一個固定模式的：在進入某一「不道德交易平台」之前，記者一定是假裝得既單純木訥同時又表現出略帶邪惡的好奇心，進入交易程序之後，轉換成一付傻頭傻腦的樣子問東問西，一旦入港在即，便藉機開溜。謹借重慶某報的一則試析之：記者推開某茶樓大門「探頭朝里望」，突然，一「中年男子不由分說，抓住記者拖進茶樓。」此刻，傳說中的小姐出場了，「小姐突然抓住記者的手往其胸前拉，臉跟著貼了過來…………記者走出茶樓，小姐尾隨而至，(把記者)推進門外的一間賓館客房。『和我做愛！』小姐關門後脫口而出，並動手解褲子紐扣。『你幹啥子？』記者喝斥，卻被她推倒在雙人床上。記者慌忙中，她已將長褲脫至膝蓋。」
說句老實話，每讀這類報導，我總是為那個從頭到尾都在表演著甘地式自我考驗的記者捏一把汗。正應了費里尼自道：「我渴望取悅於人，引人注目並教育他人。使自己成為一個預言者，一個目擊人，一個醒世的丑角。」相比之下，另一種純屬狗(仔隊)仗人勢的「扒法」，不但太不專業，而且明顯地把廣大垃圾消費者當成傻瓜。上海某電視台播出過一則新聞，只見記者在大批公安的簇擁之下「突然」闖入一家KTV，客人和小姐一個個都乖乖坐在原處接受記者的採訪，並且一路保持著被破門闖入之前的姿式和身段，記者把話筒伸向一個掩面坐在客人腿上的小姐：「請問你為什麼要坐在他的大腿上？」
「沒有啊，我只是想看他襯衣的牌子而已」。
去年聖誕，趙薇與吳大維在上海復興公園被香港狗仔隊拍到「躲在一個陰暗角落激吻」的照片。事後，趙的保姆解釋說激吻只是為了互相取暖而已——我絕無試圖把發生在上海的這兩件事做橫向聯繫之意，我想說的是，香港「狗仔隊」把「扒」的目標鎖定為名流，他們在內地的同行則偏愛去扒」些不入流的大眾化垃圾。做為八卦新聞的忠實讀者，我其實一直都環保地遵循著個人的垃圾分類法：後者不可回收，前者可以回收。我比較敬重的，是那些專扒可回收垃圾的「扒手」。唯有如此，「扒扒垃圾」才能完全不拘形式地由技能上升為精神。再說，Parazzi的本義其實是「追蹤攝影隊」，雖不一定視美國的間諜衛星為「空間扒扒垃圾」，卻不妨尊《萬象》上最可讀的陳巨來先生為「文史狗仔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