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對標語口號展開清理行動，抹掉了遍布城鄉的35242條（幅）「有傷大雅、有礙觀瞻、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宣傳效果適得其反、命令強制、狐假虎威」的標語，這些「命令式、強制性、威迫性」的標語如：「養女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寧可添座墳，也不添一人」，等等。
喊著口號學說話，讀著標語學寫字——我就是這樣長大的。由我本人親筆書寫的最後一
條大字標語，內容是：「借黨報東風，從校園每個角落肅清左傾思想的流毒！」，落款是「校學生會宣」，時間大約在1983至1984年間。現在看來，這條標語雖然無傷大雅，卻也大體符合「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命令強制」尤其是「狐假虎威」的不良風格。撫今追昔，我對標語口號的感情一言難盡。以從傳播學的觀點來看，標語和口號都是低成本的有效傳播工具，革命的用得，不革命的也用得。1934年，英國傳教士BOSSHARDT在西南山區被紅軍俘虜，並隨軍長征一年余。獲釋後在倫敦出版《神靈之手——一個在中國被俘的基督徒的日記》一書，高度評價紅軍的宣傳工作。他寫道：「這支軍隊每到一處就在一切能書寫的地方寫標語，招集當地窮人，非常熟練而又有條理地將地主的糧食分光」。該傳教士從紅軍那裡得到的技術啟示顯然多於道義感召，他更向年輕的傳教士們發出呼籲，要學習紅軍的這種「簡練有效的辦法」。
但凡標語及口號，無不以簡明扼要、強制武斷，甚至「態度蠻橫」為主要技術指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來就是好！」「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上帝」，「我就喜歡！」——價值取向雖不一致，但是技術標準、從語式到態度，差異實在沒有年代來得大。當然，「就是好」也可以改寫為「做女人挺好」，不過在我看來，就標語口號而言，「挺好」已經逼近了語句婉約，態度溫和以及有商有量的底限。至於「今天你有否××？」之流，已經不能視之為標準的標語口號了，總覺著是一聲可有可無的禮節性問候，聽著就跟「吃了嗎？」那幺沒勁。
比較高級的標語口號，還有音韻和修辭學上的考究，例如近期在雲南被清理掉的「書」和「豬」、「墳」和「人」。文革後期，法國左派文人組團到訪華，回國後（記不清是巴特還是拉康）撰文介紹中國革命形勢，特別推薦一條口號：「批林批孔」——對「批林批孔」實質內容的不甚了了並不妨礙對雙聲迭韻的激賞。也就是說，如果巴特或拉康當年在中國聽到的政治口號不是「批林批孔」而是「羅曼羅蘭」，同樣也不影響他們回國後寫一篇同樣的報導。當然，對標語口號在音韻和修辭上的追求不宜刻意，更不可因此而把標語口號弄得太長，像「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種，過份追求對丈工整，AABB迭字，做為這條標語的目標受眾，一個做人認真的駕車者在大街上若定睛通讀一遍，分分鐘就有發生交通意外的可能。
標語口號的最高級形式，表現為豐富的互文性(transtexualite)。前年華北遭受蝗災，據「經濟半小時」報導，抗擊蝗災的關鍵，是搶在蝗蟲長成並從地里飛起來之前就將其殺光光。當時，電視畫面是田間地頭緊張的滅蝗現場，有一條用紙貼在旗子上的標語令我嘆為觀止：「掃蝗打飛」。
口號有可能脫胎於人類巫術時代的咒語（道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符」，很可能就是標語的前身）。兩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欲使被施予者徹底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橫豎是「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還不如「大家不思考，一起喊口號」算了。只要是標語是口號，就一定是強制的、命令的、不容置疑的。若不想放棄獨力思考的權力，倒是很應該對標語口號們喊上一句法國「五月風爆」時期的著名口號：「嚴禁使用嚴禁！」「嚴禁」其實是一切標語口號通用的基本句式，也是它們共同的初衷。「一定不要怎樣」和「一定要怎樣」，都是同一回事。
標語是凝固的口號，口號是流動的標語。抹去標語固然是「除魅」的一個必要手段，然而難以從牆上抹去的是口號。口號的力量，源自重複以及便於重複。所有在音韻以及修辭上的努力，無不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謊言重複100次就變成了真理，真理被重複100次——準確地說，當真理以口號的方式被重複了100次之後，估計也有變成謊言的可能。有一個口頭文字遊戲是這幺玩的：先把「月亮」不間斷地重複講10次，緊接著再倒過來讀成「亮月」，也不間斷地重複說10遍，然後馬上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后羿射下來的是什幺？快說！」
我見我聞，十個有九個中招，「月亮」二字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即使有備而來，殺傷力也難以抵擋。一哥兒們，之前玩過類似遊戲，「月亮」、「亮月」各重複10遍之後不慌不忙向逼問者道：「你以為我會說月亮呀？呸，門兒都沒有！后羿射下來的是什幺？告訴你，是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