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義烏，但沒有「我胡漢三又回來了」的那種興奮感。我不能背著良心說我喜歡這裡，我只是來這裡圓個夢，為夢而來。來到這個說不上喜歡也說不上討厭的城市，但願能收穫一個喜歡的夢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時間之內不會離開這裡了，我不再是個匆匆的過客，下一站離我太遠，遠得我無能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給所有的親人添堵。
「既來之，則安之，好好乾，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經常如此這般自言自語。
我去了紅樓賓館前的勞務市場，一天、兩天、三天，沒有結果。這次我不急，我不是從前那個急於工作、急於想拿工資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點，一個高起點。早一天上班與晚幾天上班，對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我急什麼？
那時的義烏勞務市場只有一類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憑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門技術的技工。每家工廠的情況大抵都相同：產品不愁銷，管理能湊合不誤生產就成，愁的就是技術做不出產品來。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產上，趕產量，搶客戶，搶市場。凡是從廣東那邊來的技術工，在哪個行業都很搶手，有個七八成手藝在手的都是大師傅了，工資儘管開虎口，這個廠子不要，別的廠子搶著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話，以為我在胡扯，那我就舉幾個例子來。
浪莎集團的董事長翁榮金、總裁翁榮弟，早先就是從廣東進襪子到義烏市場上來批發；還有新光集團的董事長周曉光，也是從廣東進貨到義烏市場上來批發。當時貨是供不應求，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1995年，周曉光創辦了新光飾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創辦了浪莎針織有限公司。這只是義烏成百上千企業中的兩個例子。
他們都回憶說，在廣州進貨的日子裡，千里迢迢為了拿到預定的貨，必須使出吃奶的勁兒擠上南下的火車，可見當時貨源的緊張。他們都在經銷時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國性批發網路。接下來，水到渠成，自己辦廠，依託義烏小商品市場把產品銷出去。
義烏後來稍有規模的企業如雨後春筍，都是在這前後紛紛上馬，或大或小，真槍實彈幹起來的。面對這麼多新興工廠，技術力量當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於義烏開放的老大哥廣東，無疑成了為義烏這個小弟源源不斷地培養、輸送技術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尷尬是，我有張假文憑，但我沒有技術，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憑的人一樣成了「雞肋」，可有可無。那時有文憑的人都往上海、蘇南跑。回到小旅館後，我想了想，覺得這樣不行，我得學學那些工廠，反客為主，主動出擊。
我寫了一份簡歷，大概意思有兩條：一是我有國營企業主管的經驗（當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設計，如平面廣告與包裝設計（這點兒倒是真的，這是我的愛好，所有與美術有關的我都喜歡）。寫完後，我又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份，我是當件書法作品來寫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吸引工廠主的眼球，算是賣弄一下自己。這種賣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將自己推銷出去。
我手上拿著這張紙在勞務市場來回走動，以吸引某些工廠主的注意。效果還是很明顯的，果真有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紙黑字，問我：「你懂包裝設計？」
我點點頭，表示他說得對。
「你還懂工廠管理？」他又問，「大學畢業生？」
我又點了點頭。
「說一下你的工資要求。」他也點了點頭後說。
「一千二。」我脫口而出，這個數字在我大腦中已經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點兒，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說話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話就不能扣伙食費了。」我在討價還價。我覺得這是個機會，但也不能離自己要求的太遠。
「行，跟我走吧，我車在那邊。」他思索了一下說。
「我的行李還在百姓旅館，麻煩你的車從前面繞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沒問題。」
這個人就是我的新老闆，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來不必要的麻煩，我就隨便給他取個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闆付成，一個初中都沒念幾天的人，辦廠前還是個混子。其實這廠子也不是他辦的，是他父親辦的。他父親我們後來都習慣性稱他「付老師」。
從稱呼就可以看出，這是個老師，一名退休了的小學老師。
付老師生了一男一女，女兒倒是爭氣，上了中專，讀的是財會專業，畢業後在市某行政部門上班。可這兒子就是個混混，整天不務正業。付老師看這樣混下去不行，得替兒子搞個行當，否則到時媳婦都娶不上，於是就有了這個廠。
付老師說，辦這個廠子自己吃了不少苦。當初什麼也不懂，看別人做小玩具他也跟著做。自己不懂就到處找，從別的廠子挖來個懂技術的師傅，帶著幾個工人做。那時的產品太好賣了，供不應求，根本不愁賣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來。
付老師這樣輕鬆地描述說：白天從市場上買回材料，一晚上就讓工人趕出來，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場上給攤主，然後又買材料回來做，全是現錢。本加利，資金積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個變成十個，由十個變成五十個，頭一年就賺了五十來萬；第二年就更厲害了，賺了三百來萬；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經有了千萬資產。機器設備也由最簡單的切邊、縫製等原始的變成注塑機。看過注塑機的人都知道，這種機器一台就要十萬元左右。我去廠子里時，他們光注塑機就已經有二十幾台了，後來還陸陸續續添了好多台。
當時，按這種規模，在義烏已經不算是小廠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廠已經強很多。這付老師畢竟有文化，還比別人早行一步，註冊了商標。
我進了廠子後被安排當付老師的助手，沒有具體分工，一切行動聽老頭子安排，他讓幹什麼就幹什麼，比如整理倉庫呀，打掃廠子里衛生啊。後來我看這樣下去不行，這簡直就是把我當勤雜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聽這老頭子的，得自己給自己找活干。於是，我就給老頭子講大道理，照本宣科，講企業的管理制度。
老頭聽我說得也對，就讓我著手細擬每個車間的車間管理制度。這樣我才抽身遠離了勤雜工的活，整天坐在辦公室里忙碌起來，從書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種制度，整理完後又用毛筆以蠅頭小楷抄在大紙上，最後裝在相框里掛到各個車間的牆上。
付老師看我整理出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又見我寫得一手好字，一點兒都不懷疑我的大學生身份。我自打進廠以來，從來沒有人問我要過畢業證書看，他們潛意識裡對這個文憑根本不關心。他們只關心你好不好用，有無可用之處，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讓你走。
其實這種事一點兒都不難理解。因為當時大多數義烏工廠老闆，並不是把工廠當企業來辦，而是當掙錢的一種營生手段，能掙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鄉下的手藝人，做完東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趕集，賣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簡單。
對於我這麼一個不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人來說，大多時候只是個擺設，代表廠里有這麼一個大學畢業生在，也是一種文化需求。他們並不真的明白什麼叫企業文化，什麼又叫企業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車間師傅身上，每天產量是多少，每個產品工價是多少，產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諸如此類很實際的問題。現在想想，我覺得他們當初做得很對，抓住了最核心的東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產生效益。
當然，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義烏工廠，二〇〇〇年後，工廠主們也見多識廣了，開始陸續思索工廠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付成與我倒是還有些投緣，他說他招我來是讓我設計包裝的，也沒考慮廠子里每月的包裝設計就那麼幾次，好在我還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讓我設計內盒包裝時，我與他還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爭吵讓付成覺得我還像個爺們吧，與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從那以後他也沒把我當成打工仔看待了，我們的關係越處越好。
那時的包裝設計是手工畫的，畫完後交給紙盒廠，再由紙盒廠拿到印刷廠去做圖印刷。
我參照廠里以前的包裝畫完後就交給付成，他便拿到紙盒廠去了。傍晚的時候，付成打電話回來朝我大喊大叫，問我紙盒上的那幾個英文是什麼意思，我說是「義烏製造」。付成就怒了，大罵說：「你懂個屁啊，還義烏製造，你想搞什麼你？」
我已經不是一年前的那個我了，已經沒有後顧之憂，已經放下一切，膽大妄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義烏製造』難道還是『上海製造』？」
付成見我這樣不肯認錯還與他頂嘴，就更火了，當時就在電話中讓我第二天滾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