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喜歡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
現在，我喜歡張雨生的《大海》。
以前買六十元一台的錄音機放磁帶聽，現在在電腦上用酷狗聽。
我的未來不會是夢一場，這是一個草根男兒的信念。我糾結的貧困過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遠去。沒有太多的人會在意我的過去和未來，他們只看我的現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記過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瑣的、丟人現眼的，它們都時常揪著我的心。
張雨生走了，而我活著，活在過去與現在。我現在要再一次回到過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時義烏的佛堂鎮，我在那裡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廠做雜工。所謂的雜工就是搬運工，將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幾個車間與倉庫間來回搬運。工資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這達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資。
總算是安頓下來了，我舒了一口氣。接下來，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錢度過兩個月了。那時的義烏工廠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個規矩：進廠押一個月工資。也就是說，我要等干滿兩個月後才能拿到工資。好在吃飯可以先領飯菜票然後在工資中扣。我後來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剛進廠的民工，身上都沒有多少錢的，有的身無分文，全靠在同一個廠的老鄉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沒有老鄉，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錢前都要細細算一下，這一元錢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盡量省。但這樣省還是不行，因為我每兩天還得買包一元的香煙。
前面說過，我這輩子對煙的依賴性太大了，無可奈何。想來想去，我這些錢支持不了兩個月，後來我就幫別人洗衣服，五毛錢一件；幫別人跑腿買香煙，五毛錢一次；幫別人去食堂打飯打水，也是五毛錢一次……只要能來錢，我啥都能替別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嚴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錢回家，這比什麼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時我想，只要我離開了這個廠，離開了義烏，你們誰都不認識我。在這裡，尊嚴遠遠不如人民幣重要，二者我只能選其一，因為我是來義烏掙錢的，不是來爭取人權的。
這個廠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號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為多。各地來的人以「同鄉」為群體，經常性與其他群體發生摩擦，動不動就出手打架。
現在有個詞叫「低調」，那時的我不是低調，是根本不可能高調得起來。我的家鄉就我一人在這家廠子里，我屬於「前不挨村後不著店」，無依無靠那類。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就裝。我只想平安工作，順利拿工資。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我順利又安全地度過了五十多天。我沒事就看書，滿宿舍都是書，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來那麼多書？確實有，只不過全是盜版的雜誌、小報，比如《知音》、《婚姻與家庭》、《故事會》等等，合訂本、單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發工資的日子，說不開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著手指算日期，能不開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諸事不利，百般不順，這是我後來總結的一句話。我都在夾著尾巴做人了，但還是有鳥屎從天上掉落在我的頭上。
宿舍里經常有人賭博，玩一種叫「詐金花」的撲克牌（現在網上也有，比較刺激，很多年輕人愛玩）。我沒錢，當然只是偶爾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於是我走到他身後叫了一聲：「好牌！」其實我根本沒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馬屁，沒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個K。
會玩「詐金花」的人都知道，這牌可不得了。其他幾家也不知道是沒牌跟，還是因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紛紛棄牌。事情就這麼簡單，誰知那位主管氣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沒人跟錢，氣得不行，轉過身來就惡狠狠地抽了我一個大嘴巴子，打得我雲里霧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打完之後，鳥主管還不解氣，朝我罵道：「叫你多嘴，他們不跟，你給我錢啊！」我辯解說：「我剛從外面進來，你的牌是蓋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媽還嘴硬！」主管又舉起手抽過來。這次我有防備，一轉身躲掉了。躲過第二巴掌之後，我轉身出了門。我知道此時此地我無道理可講，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遠遠的，撒尿也隔著他們三條江。
平白無故挨了一嘴巴的我，雖然怒火中燒，但也只能作罷。原以為我作罷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與我主管敵對者）將這事告訴了廠長。廠長開了一張一百元的罰單給我主管（廠里有規定，出手打人者罰款一百元）。這下我主管又惱了，他氣洶洶地找到我，要我給他一百元，理由是因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這叫什麼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說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現在的世界貿易，美國人說這是「遊戲規則」，全世界就得按這個「遊戲規則」玩，否則你就出局。
我當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鳥主管說：「我沒錢。」
主管跟我說：「沒錢我隨時叫你滾蛋，滾出這個廠，你信不信？」
我當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當真的來信。我珍惜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於是我說：「我現在真沒錢，過幾天發工資再給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騙老子，小心打爆你的頭！」主管丟下一句狠話，昂著頭走了。
幾天後，我拿到了來義烏四個多月後的第一筆工資，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因為差兩天不夠一個月，所以不是五百六十元。按道理還要扣生活費的，我騙老闆說家裡人生病急需錢用，生活費就等下個月一併扣好了，老闆這才開恩。
這筆工資距我在單位上拿的最後一筆工資也有十幾個月了，多多少少內心還是有點兒激動。以前在單位上拿工資習慣了，每次發工資都顯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來領工資讓人的感覺如此美好。
現在，我自己每個月給員工們發工資了，因為親歷過，所以我從不拖欠員工一天工資，每月都讓財務很準時地發放工資，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發放，必須事先張榜通知。
那天領了工資，我主動給了主管一百元，因為我不想惹事，我習慣了躲事。餘下的四百二十二元六角，我想都沒想就跑到郵局往家裡寄了四百。因為我有兩個月沒給家裡寄錢了，我必須寄，而且不能低於四百，這是我給自己定的標準。我自己在外邊苦一點兒沒關係，沒人認識，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鄰居，不能過得太苦，這個尊嚴是萬萬丟不得的。
我不能讓鄰居們在背後指著我老婆說，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掙不來錢，這樣老婆會抬不起頭來。我可以想像，當郵遞員一次次上門送匯款單時鄰居們投來的羨慕表情，那種幸福，老婆會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為，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我會規規矩矩地在這個廠子里幹活、拿工資，然後年底回家過年，但是，不順的事再次來臨。
這家工廠是內銷與外貿業務都做的，那段時間，工廠接了一個外貿大單，全廠加班加點地干。做過外貿生意或是在外貿工廠待過的人都知道，外貿訂單在交貨時間上要求比較嚴，一般不會給你寬裕的時間去完成一個訂單，時間上很緊湊。
說句內心話，我很盼望工廠單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麼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資按小時算，兩塊五一小時，很划算。對於我這麼一個很缺錢的年輕人來說，別說兩塊五，就算是一塊五我也樂意干，反正晚上睡覺也睡不來錢，而且也無事可干，很無聊。
一般來說，雜工下班是廠里最遲的一批，因為我們要等工人們下班了，才能去車間把貨拉到倉庫去交給倉管。
倉庫總管陳師傅是老闆的老爸，沒什麼文化，不過負責倉庫是把好手，事事俱細，生怕哪個倉管偷了他家東西，盯得很牢。那幾個倉管員被他盯得喘不過氣來，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罵。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義烏工廠，現在改觀了很多，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家族式工廠存在。因為這些工廠不想把企業做得多大，說白了就是賺點兒錢，賺多賺少沒目標。這樣的工廠風險小，很實用，也很實惠。義烏這片市場能成今天這麼大的氣候，與這些急功近利的工廠是分不開的。沒有成千上萬的小工廠為後盾，再大的國際商城也是一紙空談。急功近利者有利則圖，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圖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這兒聚了。先不管質量怎麼樣、工藝怎麼樣，人家便宜是明擺著的，你不要便宜貨，大有人要便宜貨，全世界畢竟還是窮人多。
事後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個倉管請病假了，讓陳師傅代管一下倉庫。我送貨去時比較遲，全廠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後一個。不是我想混時間多拿點兒加班費，確實是那天貨比較多，我整理了好長時間才弄完。
我拖著貨去倉庫時，門是關上的，我使勁敲了敲門，門才開。我沒想到陳師傅從裡面走了出來，更沒想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