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受到輿論的左右。想入非非與悲觀失望、極度興奮與憤世疾俗等情感相繼出現，似乎我們的國民心理是由某種狂鬱症儀錶調節的。當前對中國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緒毫無疑問是周期性的，已轉向50年代對毛早期革命所表現出的過分熱情的反面。但是，這一新的失望情緒也許表明了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即中國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這一困境是歷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於他們的悲慘命運也影響到我們的命運，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應變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國的戰爭宣傳與新聞檢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蔣介石的自由中國。三位姓氏以B打頭的美國作家——賽珍珠、漢森·巴德溫和T·A·比森捅破了這個玫瑰色的氣球，報道了國民黨中國實際存在的懈怠、腐敗、士氣低落和分裂，這三個「B」在重慶被斥為破壞者，但他們具有求實精神，要求美國人正視中國存在的問題。同時，蔣介石要求他的官員少接觸美國人。現在又多了兩個「B」：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們也要求我們面對不愉快的現實。
同40年前一樣，我們被夾在中美兩種文化之間。揭發醜聞的報道（現在被稱為調查性報道），對美國人來說是公益服務。美國人每天都需要有關醜聞的報道，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民主。但在中國報道醜聞卻被視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現行秩序的行為，因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的。由於中國和美國看來都變得難以駕馭，因此，不管它們的意識形態如何，中國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在美國是熱門新聞；而在中國，大談這些差距對政府來說卻是壞新聞。但是，北京強調「實事求是」。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老問題：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一開始就研究了中國給予外國人的特殊待遇，主張記者必須擺脫有趣的汽車遊覽和豐盛的飯菜，儘管這兩樣東西使中國的旅遊業取得了很大成績。兩位記者有一個共同的長處：他們都受過正規的漢學和歷史學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記者。他們不像普通的旅遊者那樣被兩國間的文化差異弄得暈頭轉向。相反，他們能像中國人那樣，把中國的現在與其悠久的歷史加以比較。
他們還是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首批懂中文的美國駐京記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現代思想的人終於可以毫無保留地披露他們受青少年紅衛兵和毛主義者無情迫害的情況了。兩位記者都報道了具體人受迫害的具體情況。儘管他們把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蓋了，但他們所報道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是與近來許多有關報道相符的。最駭人聽聞的是從美國回到中國的愛國華僑所受的迫害，這些華僑回國是為幫助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他們後來卻被懷疑、控告、判刑和監禁，以致最後失去工作能力。他們惟一的罪名是受「資產階級」（美國）的影響。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在書中向人們提供了有關中國現政權和社會的大量材料，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巴特菲爾德1958年開始研究中國問題，後來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併到台灣學習了一段時間。1969年在台灣時，他成為《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10年後，他又成了該報有關中國問題報道的最佳記者。1979年，《紐約時報》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爾德十分自信，極有個性魅力。這使他在常駐北京的20個月里，得以收集極為詳細的資料和人證。《苦海餘生》這本書的書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為在苦難中生存。書中的各個章節描述了中國複雜的等級制度和特權，通過個人關係飛黃騰達或獨自生存，社會及環境對戀愛婚姻的限制，無家可歸的年輕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業、新聞控制等多方面的情況，這是目前有關中國最全面的報道。理查德·伯恩斯坦從1966年到1973年對中國問題進行過七年的基本研究，隨後成為《紐約時報》駐香港和大陸的記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爾德的篇幅要小，但書中的各篇文章都經過認真推敲，因此極有見解和說服力。他對中國生活情況的探討，特別是對四川和北京生活情況的探討，與對人和對事件的描寫交織在一起，而且，他還把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單調、乏味、備受限制。伯恩斯坦說，每次他去登長城，都聯想起修建長城時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的年前修築長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國防，就像我們美國人今天把大量財力用於國防一樣。於是，毛主席（他欽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調動中國的人力，力圖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結果卻有得有失。
兩本書都反映了中國人民當前對毛最後10年中的災難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這位偉大的舵手使中國之船倒退，並駛上了暗礁。毛在70多歲時產生一種懷舊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時過的那種簡樸生活。他確實憎恨官僚和知識分子。60年代的中國如同今天的美國一樣，極為需要一個更富建設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卻發明了一種「擺脫政府」的做法，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資派」。狂熱的紅衛兵自以為在道義上處於正確地位，他們製造了一場大動蕩。在這場動蕩中，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幾乎都停頓下來。沒有人稱這一大動蕩為毛主義，但偉大舵手的游擊戰思想在某些方面與里根主義相似。例如，他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視相對優勢這一經濟規律。他不讓有的省產棉、有的省產糧供應全國，而是讓各省都各自成為游擊戰基地，實現糧食自給。結果，棉花和大米的產量下降。他還取消了中央統計局，把它原來擔負的工作分還給各省，結果造成統計上的混亂。當然，毛的這些倒退行為，並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為那麼令人喜歡。毛也決不會放棄權力。
這些記者從中國向我們傳來的對毛的失望情緒，看來反映出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後期走人歧途，造成極大的破壞。在這種瘋狂的破壞背後隱藏著一個中國人必須面臨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獨裁的國家控制了社會。本世紀前，中國歷屆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手段維護自己的統治。但那時，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級政府機構得到實施，而農村的廣大農民群眾都處在龐大家族的領導之下。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權階層。在北京統治王朝實行的集權專制統治和由儒家家庭體制聯繫在一起的農村各家族之間，存在一種大致的平衡。官員可以辭官歸隱。
中央和地方的這種平衡，現在已被打破。黨的專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統治，並對農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戶都進行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黨的專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電信，迅速從上到下動員農民群眾參加革命，並在運動中操縱他們。但是，農民卻很難找到一種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見的途徑。毛的群眾路線，即黨必須聽取群眾意見的路線，仍然建立在家長式獨裁統治的基礎上。官員們無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華橫溢的加拿大記者約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員逮捕（這些人坐的車一直跟著他的車）。北京總部的警察問他：「為什麼你會到這裡來？好好想想，然後告訴我們。」在被單獨拘禁數小時後，他便明白了。「我在開車時只顧看地圖，沒有看路，違反了交通規則。」然後，他們對伯恩斯坦說：「對，現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爾德描述中國普遍存在的三級控制系統——工作單位、街道委員會和學習小組。工作單位就像過去的家族一樣對個人實行全面控制，因為它發放糧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學、提供公費醫療和娛樂活動。它還控制通信和旅遊。街道委員會監視人們所有的行為和與外部的接觸，隨意搜查居民住宅，監視夫妻之間的關係，包括勸架和制止未經許可的懷孕。你若想有隱私，最好擠到人群中。同時，每個人一輩子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調動工作極為困難；夫妻倆也許分配到兩個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對一個人說心裡話，不能有第三者在場，因為有兩個證人作證，便能定你犯了叛國罪。這種集體主義制度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人從未經歷過。舊政府的專制主義更為嚴重地滲入了中國的政治，而且，另一個巨大的新現實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滲人：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驚的擁塞現象。由於使用電水泵和良種，進行植樹和土地合併以及讓村民學文化和向他們提供醫療服務等，中國在物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這些成就看來有極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長把這些物質成就完全抵銷了。革命在過去取得了不少經濟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現在卻使全體中國人不得不你爭我奪，以確保自己的利益。人們都變得自私起來。住房不足使他們的居住條件變得空前擁擠，一人一間房是不可能的。結婚可能會因為另一對夫婦缺房而被推遲。現代革命在性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