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以下對台灣問題的分析和對策早在1979年我們彼此承認之前3年就已進行，然而，事實證明這種由歷史造成的關係的主要結構是有效的。文章發表於1976年9月。
美國的中國政策建立在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協定之上，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都能看出這是個不切實際的聲明，因為它闡述的只是個外交概念。稍經思考即知道，由於北京和台北都宣稱自己是惟一的中國，它所代表的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華盛頓兩頭為難，進退維谷。要從這些極不平等的競爭者即中國的各黨派中解脫出來，第一步先要看看我們是怎樣陷人這種困境的。
美國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多年的歷史。1844年，我們的第一個條約維護了大英帝國在1840年至1842年鴉片戰爭中獲得的全部特權。在此後一個世紀，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成為中國變革的動因，幫助促進了偉大的現代中國革命。1943年，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正式廢除，那時，我們已作為對日宣戰的同盟國而深深捲入到中國的內部事務之中。自1954年以來，同台灣當局簽定的安全條約，把我們置於在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願意與否，美國人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比我們所普遍認識到的更為緊密地捲入到中國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華盛頓與北京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已經為時太晚。顯然，1960年中蘇決裂以後，只有共和黨右派領導人才能結束由於美國同中國革命相隔絕而帶來的災難。採取這一行動的主要動機，是希望美國在同中國和蘇聯的三角關係中保持平衡，這樣，蘇聯就不能成為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中間人了。1972年2月，尼克松、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其非同一般的功績，在於揭示出雙方的分歧點和一致處。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確切期限尚有未確定。
總的來說，現代中國革命包括兩個主要區域，可稱之為大陸中國和海上中國。今天的大陸中國是一個由擁擠在可耕地上的農民組成的國家，它繼承了中華大帝國由首都的官僚機構管理政府的傳統。這是一個忙著使自己現代化的農民的官僚帝國。
海上中國較為年輕，然而它的歷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紀年的開始。中國的商人、帆船來往於東亞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里，他們留下了可觀的有關貿易和與東南亞交往的記錄。這些打了隔離艙、很適於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許多領域中一樣，中國人也是航海技術的先驅）早在歐洲的船舶到達之前就已航行於澳門、廣州到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個進人中國的葡萄牙人，就是通過這些中國帆船的貿易航線進人中國的。那些經常到東南亞並最終相繼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在主要港口發現了中國的商會。
海上中國在歐洲殖民勢力到來之前就已經存在，這種源於中國南部的海上傳統，當然與大陸中國的傳統有很大不同。在對外貿易上，私人企業是基本成份，冒險投資是必要的，商業核算必須佔主導地位。
總之，海上中國的發展，是歐洲在東亞擴張的一個縮影，它自哥倫布時代以來，不斷在全球擴散，並且仍然主導著西方對現代歷史的看法。中國人在航海和海上貿易的能力如此之強，以致14世紀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險船去印度並跨越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和非洲時，比因成功繞過好望角而開創歐洲航海新紀元的第一批歐洲人早了幾乎一個世紀。如果中國願意，可以早在歐洲人之前就把整個東南亞變成殖民地。中國並未這樣做，因為海外殖民地對統治大陸中國的官僚們沒有吸引力。中國北方的政府對海上貿易不感興趣，他們全神貫注於對付來自亞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脅。
歐洲殖民主義者從彼此競爭的統治者商業式甚至海盜式的貪婪中，初次嘗到了苦頭。這種極度的貪婪，使中國朝廷感到震驚，中國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輕商的觀念，而且認為貿易應由政府官員來掌管。明、清兩代的統治者，都曾徒勞地禁止過對外貿易，並且封閉海岸以杜絕沿海的海盜活動和異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世紀，台灣成為中國探險家鄭成功勢力範圍的大本營。18世紀，廣州成為對歐貿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後，英國人的槍炮逼迫通商口岸開放，海上中國的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掌握外商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買辦，很快成為其職權範圍內的中方商人，現代商業和金融階層出現了。這種發展雖然被對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權所減弱，但它的確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廣東人成為東、西方偉大的中間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導下向加利福尼亞遷移的中國人，主要來自該地區。中國第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就是廣東人，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最初也是在這裡取得的成功。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也是廣東人，他在19世紀70年代成功地把在雙邊文化中起到先鋒作用的中國教育代表團帶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過訓練的年輕人大都是廣東人。
今天，廣東又一次主導著中國的對外貿易。海上中國己成熟，它現在包括英國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國、台灣和數以萬計的在吉隆坡、檳榔嶼、曼谷、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區的華裔，他們將其忠誠奉獻給了東南亞新獨立的國家。在所有這些地方，中國商人和企業家的經濟發展之路，與日本、韓國和那些具有孔子倫理背景的東亞國家相似。
就其結果而論，這是一次比大陸中國的一切經濟活動更具有說服力的經濟革命。在為美國和西歐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業的基礎上，它預示著沿海地區將聯合起來加人到國際貿易社會之中。海上中國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萬或3000萬，而它在國際貿易中的活動能量，曾一度超過擁有10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其經濟是「海上中國」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識形態卻仍然是「大陸中國」的。我贊成一個中國的概念，這是2000年來所有大陸爭權者的主要思想。在這2000年里，至少有1/3的時間，中國實際上存在一個以上政權或有組織的城邦。然而，統一的思想——所有炎黃子孫統一在由天子領導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為最終的政治目標。在其餘2/3的時間裡，這種思想得以實現，這就更加強了上述思想的說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樣，中國在20世紀以避免內戰和軍閥掠奪的方式體現出對統一的渴望。1912年，中國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統一得到暫時維持。1928年，中國以極大的自豪和喜悅取得國家的統一。蔣介石畢生致力於國家統一的事業。儘管20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統一是不完整的，但統一中國，並使其強大到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是蔣介石的畢生信念。因而他的台灣政權30年來一直把統一的思想作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復大陸的決心。
最高統帥之子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政權，出於父子關係上的忠孝，在道義上有責任按既定方針辦。台灣共享著東亞經濟起飛的奇蹟，但仍未擺脫大陸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這是一個陳舊思想與現代實踐並存的奇特例證。
更重要的是，台灣所持一個中國的思想使其處在一種同人民共和國保持內戰狀態的位置。中國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帶有宗教成分的成見，橫阻在想從中國內戰中擺脫出來的美國人面前。
假如蔣介石的自傲和對理想的忠誠允許的話，在20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只要放棄對大陸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聯合國而成為其一個成員。這種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覺的基礎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擾。然而，過去30多年生活的事實表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認同這種做法。台灣朋友仍然要求我們把其作為與人民共和國勢不兩立的朋友來支持他們。甚至在今天，「兩個中國」對北京和台灣都是個雌醒的詞兒。
北京在這個問題上也沒讓我們輕鬆多少，他們在日常口號中反覆強調，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要收復台灣。這是我們可以理解並必須慎重對待的。北京的統治者在清除爭權者方面沒少費力氣。明朝的永樂皇帝甚至派出遠征隊出海搜索那些申請留居海外的逃難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內戰中肅清了明朝的倖存者，而且在台灣獨立40年後，又收復了台灣。剷除奪權者對北京來說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動。
自帕特里克·赫爾利和喬治·馬歇爾斡旋於重慶和延安以來，我們參與中國國內戰亂已超過30年。顯然，從1972年起，我們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國內戰中彼此爭權的黨派之間的問題，該由他們自己解決，而沒有我們什麼事。然而，歷史還是把我們扯了進去，我們同台灣於1954年簽訂的雙邊安全條約，表現出與激發我們早在19世紀介入中國人生活時就有的、美國人對貿易和接觸的興趣。那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