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國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詞句，使我們對它更難理解。中國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還常摻雜進一些對歷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統一的帝國，被視為一個殘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人物），還有最近發明的馬克思主義辭彙，如「走資派」（指贊成用物質獎勵促進生產的忠誠的黨員；他本人並非資本家，但主張走物質發展的道路）。中國的民俗學與馬克思主義對美國人來說都是異邦之物，我們在這兩者間發現一些意義含混的詞語，其威力顯而易見，內容卻令我們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國的政治論爭通常是間接和隱晦的，那麼，這種迷惑也正說明了我們對中國政治的無知。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先來看看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領導者，扮演著兩個典型的歷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體時，中國的獨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當時毛還是一所小學的尖子生。遺憾的是，我們對中國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這樣一個世界最古老的統治機構，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學的術語加以分析、研究——無疑，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來說，中國的史料記載太浩繁、太難懂了。我們知道，中國的君主政治和科舉制度一樣都出自同一個政治傳統。科舉最早出現於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權還早200年。再提早1100年，中國已發明了官僚政治，那時，中國就著手創立中央集權統治極為複雜的政府機構。這一古老傳統一直延續到20世紀，甚至仍控制著當今的中國政治。
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都想拋開歷史，使一切從頭開始。但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歷史感，毛語錄中充滿了歷史的引喻。中國革命的特點是反帝、反封建。假設新的革命理想主導了人們的思想，而人類行為中有一半或2/3（或90%?）的行為是不自覺形成的，那麼，這些行為如何適應環境的發展呢？毛對舊思想和舊習俗深惡痛絕，是可以理解的。
以執政期的長短為例，在1607年以後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有兩個皇帝各自統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從1861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權也達40多年。此後是毛澤東，他與慈禧太后在各個方面都截然對立，只是在執政時間之長這一點上一致。設想一下，如果羅斯福從1932年入主白宮一直呆到現在，會是什麼情景。毛澤東從1935年——有人說是從1927年起就開始領導中國革命。這可以說明，中國人願意接受一個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無上。
毛比歷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創造力，這成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測，甚至在銷聲匿跡幾個月之後，又閃電般地出現。中國政治能沒有這樣一個人物嗎？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兩度罷免第二號人物（1967年，是劉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換大臣一樣，並把曾被撤職的第三號人物鄧小平副總理官復原職，同時，自己總是穩坐頭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處在一個占人口不足5％的由官員、上層學者和地主商人組成的貴族統治階級之上。毛對舊的統治階級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攻擊，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解放者。他的獨特地位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其歷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城樓上回顧了中國革命的歷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幾百年前紫禁城內皇帝登基的太和殿處在同一個中軸線上。站在這裡攻擊中國陳腐的過去，最具有歷史意義。
可以認為，作為1935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所顯露的許多品質都是由中國傳統精神和習慣做法而來的。我們不必從未做大量報道的毛對母親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與父親的對立中，尋求他行為的秘密。實際上，在他成為中國最高領袖之後，就被深埋在中國人思想和行為中的、幾千年的傳統觀念支配了。
中國的皇帝是高於一切的天子，他只遵從先祖、政體和孔教的遺訓，不易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選任官員的最後決定者；選拔時，他必須權衡能力和忠誠，或根據手下官員的表現決定其命運。他的行為代表著王朝的利益，不受規則約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變幻無常，高深莫測，冷酷無情，官員們莫名其妙地被免職（有時反因為幹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顯位，就越禍福難測，也許今天還在行使權力，明天就銬鐐加身，發配充軍。這種帝王寵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員們盡職儘力的一種手段。
例如，管理學家們驚奇地發現，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世紀初發明了一種絕密的「御覽」情報系統。全國的官員向皇帝遞交的奏摺，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寫在摺子上的批語，也只交給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機構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員中安插了許多情報人員。
周恩來是個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來，他始終忠於毛，無私地忠於職守，管理靈活、務實，具有一種感染、影響中國人民大眾和外國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備周公那種才智的人（大約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個小皇帝治理國家），才能毫無爭議地穩坐新中國總理寶座達1/4世紀之久。周恩來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號人物，並能自始至終地調和矛盾，達到妥協，腳踏實地，使政府的管理職能得以發揮。當然，做到這些的關鍵是他從不冒犯最高權威，並能把他從偏激中拯救過來。當毛的運動把政府機構搞得支離破碎時，他又能把它們重新組織起來。最後，周成為反對激進派的溫和派領袖，這說明周也無法阻止毛領導機構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實權，兩人組成了聯合陣線。這段歷史表明，周對毛、周聯合陣線，做出了巨大貢獻。
兩位領導人都是致力於摧毀舊秩序、創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這並不能使他們從中國舊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整個中國革命都是在與傳統做鬥爭，但當革命者之間出現意見分歧時，又都以傳統來反擊對方。這種歷史的延續不摒棄近期的新發明，例如，現在認為，人能在新的環境中得到完善，並信奉行為主義的淺顯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傳統似乎並沒有支配現在——對美國人來說，這很難理解。正如句子結構比內容相對穩定一樣，儘管觀念、政策被徹底顛倒了，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將得以延續。例如，孔教和諧的理想被毛從西方引進的鬥爭觀念所取代，但這兩種思想都成為官方的正統理論，是龐大的中國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來「兩條路線鬥爭」時，我們首先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種共有的現象。一方面，科學技術在工業化或更廣泛地講在運用科技解決現代問題的過程中得以穩步發展；另一方面，革命熱情在不斷高漲。人們把鬥爭看成一場反對邪惡的舊秩序的道德運動，新聞界喜歡將溫和派稱為「實用主義者」。對我們來說，這些人似乎比「激進分子」及其抽象的理論術語更易於接受。總之，我們能夠理解那些發展技術的人，儘管他們有著社會主義者對自由聯合企業的憎惡。鄧小平主張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而那些激進分子則運用一種近乎瘋狂的語言，只關心奪權，阻礙經濟發展。
然而，我們有把丹麥王子置於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險，因為中國進行的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革命，其社會目標是推翻舊的統治階級。研究中國革命，必先回顧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兒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宮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階級，而其人數不足全國人口的5％或10％。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一指。中國的統治階級譜寫了中國的歷史，因此，只能透過中國統治階級考察中國歷史。所以，史料中很難見到有關中國龐大農業人口的記載，儘管他們辛勤耕耘，忍飢挨餓或揭竿而起，但他們總是受一小部分腦力勞動者的控制和引導。
到了20世紀，舊的統治階級已逐漸瓦解，因此革命的一個基本目標是消除達官貴人的特權，把文化知識、能動性和參與政治的權利傳播給普通百姓。從廣義上看，這確實是一場民主革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進行這場革命的過程中，新生的公民還是產生了傳統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權和躋身上流社會的慾望。事實上，舊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已滲人到大眾的頭腦中，躋身上流社會在人們心目中仍是奮鬥目標。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權誘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東西，在那些領導這場革命的領導人身上似乎又重現了。這也說明為什麼毛認為必須發動一系列的革命，來消除傳統的弊端。我們非常同情這位老人，他在60年代發現在新的官僚機構中又出現了特權。我們也很欣賞他的政治手腕：發動那些十幾歲的紅衛兵，出奇不意地攻擊派系總部，幫他清除異己——莫斯科至今仍對這場運動感到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