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之後的全球社會，要求個人言淪自由如同糧食和能源一樣，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在美國，表現為水門事件；在蘇聯，表現為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事件。
中國會有薩哈羅夫式的人物出現嗎？中國的科學技術！王益發展，對專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將會十分擁擠的未來世界，『掃國個性自由的表現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難以預測，因為中國組織嚴密，在習俗和道義上都是反個人主義的。他們是否將證明個人主義已經過時了呢？
國際社會常用「中國的發展被延誤了」或「中國是獨特的」這兩種理論，將中國納入世界。第一種理論是，中國只不過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經踏上現代化的路途，就將和我們一樣發展工業，並隨之會帶來罪惡和榮耀。第二種理論，當然也是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的慣用理論，就是中國是獨特的，並將永遠有別於其他國家。（既然中國顯然與別的國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處，這一問題的爭論就是模稜兩可的，爭論雙方都能自圓其說。）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必須遵循世界性的發展規律，這一觀點使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中國現代科學理淪研究落後於蘇聯，因此像學者薩哈羅夫這樣的事件，在中國至今仍未出現，但將來會有的。我們可以這樣推測，也許最終會有一此特殊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把他們個人的看法流露出來。但人民中國正處於進化之中，在這一階段，平均主義仍是主要哲學，教育只是為了公共日的，培養人員掌握技能是為了避免舊統治階級傳統的復活，在大學裡不允許出現學生貴族。據此，中國和蘇聯一樣已開始步我們的後塵，但前進的路途仍十分漫長。
如果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社會組織及政治，比我們這些局外人公認得更為複雜。這一觀點，同毛的正統哲學相吻合。毛的哲學認為，蘇聯已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中國仍保持著共產主義的風貌，且能避免資本主義的邪惡，包括美國式的個性主義。
從這兩種觀點來看，中國正在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在如何運用科學技術為現代生活服務的難題上，得出新的解決方案。例如，由於人口眾多，不可能大量生產小汽車供個人消費，這樣，中國就避免了汽車文明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社會集團不會輕易瓦解，而且在農村，農民有高度的道德約束力，這顯示出一個民族能廣泛吸收現代技術而又不致造成當地的社會混亂。
這種觀點表明，中國之所以缺乏西方個性化政治表現形式，既有傳統的原因，又有當今環境的影響。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規定而不是《人權宣言》，因為人們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識，公眾輿論和個人利益服從社會集體利益，而不看重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問題。雖然有組織的旅遊業使人們與國際社會的接觸日益增多，但中國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這種生活方式在工業化進程中得以維持。鑒於中國的人口、資源和傳統，中國人不得不創建一種全新的反個性主義的社會。他們從蘇聯人那裡得到了許多經驗，但沒有任何國家能為其提供發展的模式。
但那些認為自身有較充分個人自由的西方各類學者，將繼續在浩瀚的中國書的海洋里，尋找將來有可能在中國出現的個性主義的跡象。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一部龐大生產機器中盡職而可互換的零件嗎？持不同政見者在社會中的作用如何？他們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異議者是如何被處置的？
中國對勞改營中各類人的處置受到蘇聯的啟發，但又的確是以中國方式而不是蘇聯方式發展起來的。一位法中混血兒在中國的勞改營中度過了7年貧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適應營中生活，並於1964年法國承認中國後獲釋。他寫了一部回憶錄，記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於中國，父親是法國軍人，母親是中國人。他從小和中國夥伴一起長大，相貌、談吐都像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他在法國天主教會學校學會了法語和英語，並在中國持有法國居民護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後在美國第五艦隊憲兵部隊和美陸軍犯罪調查部中做一名民事專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個西方使館中工作。1957年12月，在反右運動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動被判處12年徒刑，在中國勞改營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過了7年的勞改生活，成為幾百萬勞改大軍中的一員。勞動改造不同於勞動教養。他於1964年戴高樂承認人民中國以後獲釋；隨後，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現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師。
1969年，《生活》雜誌駐巴黎記者魯道夫·卡爾明斯基在莫斯科機關工作兩年後來到巴黎，聽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驚的故事。他們倆經過3年合作，寫出《毛的囚犯》一書。不久，卡爾明斯基「發覺吉恩和我們寫的書都不是反中國人，甚至也非反共產主義的（這真令我驚異不已）。坦率地說，他在勞改營中受到強制勞動，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國人民強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數中國幹部的正直與盡職」。
此書確實獨特，也許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像比爾·辛頓1966年寫的《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一樣，書中將對話、人物性格和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編織在一起，並創造性地把蘇聯的勞改營同中國的勞改營做了偏向於中國的比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筆調，詳細描述了對他的一次嚴厲審問，但這一事件是以言行絕對忠於革命為社會背景的。中國古代孔老夫子的學說認為，通過教育和引導，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個人必須完全馴服並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證實了研究者從與逃往香港的廣東人的談話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國勞改營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團」。在現代美國監獄及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中，強制的監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種非正式的次文化結構，這種次文化結構控制著囚犯並阻礙著他們的改過自新。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並不重視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於政治犯的管轄之下，這也許能促進生產，卻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國人則避免了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說，中國對勞改營的管理十分有效，並能從中獲益；中國人與蘇聯人不同，他們知道單靠強制並不能使犯人努力勞動。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間，中國的制度是用飢餓作為一種主要的懲戒，再加上互相監督、互相批評和自我鑒定作為自律手段。除勞動外，主要重點放在學習和自我改造上。對進過勞改營的上百萬人來說，這種經歷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數人在刑滿後，就留在勞改營工廠做一名「自由工人」。他們能在嚴格的紀律下享有一些權利，因為這時他們已經是徹底改造好的具有生產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後，在一個審問中心關了15個月，由看守人員嚴密監視。12名同室犯人經常互相鼓勵，要改過自新，並感謝政府給了他們贖罪的機會。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但關鍵在於要絕對服從領導。
包曾被領進一間布滿可怖刑具的審訊室，他起先大吃一驚，後來被告知，這是從國民黨時代保留下來的一個博物館。在他整個服刑過程中，肉體拷打是嚴令禁止的。監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實，幾乎常常佔去整天的時間。囚犯們都低著頭，不顧左右地一溜小跑。他們都嚴格按時做各種日常工作，包括按時像「一群佛教徒一樣」盤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內有5天用來坦白、審問。每個人都要和審問者絞盡腦汁周旋一番。包共寫了700頁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學習，星期二打掃衛生，包括互相傳遞一隻「指甲盒」。監獄工作人員每月收盒子，將指甲賣給中藥店做藥材。這筆錢可用來每四個月組織一場電影。在這個拘留中心的15個月中，包只「吃過一次米飯，從未吃過肉。被捕後6個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於身體和通鋪接觸，關節處開始出現特有的青紫塊」。由於缺乏維生素，他開始掉發和脫髮。「我們必須集體學習，互相監督，對得起政府」，牆上貼著這樣的標語。學習中常穿插著鬥爭會，這是「中國人發明的一種文明的、由許多人甚至幾千人對一個人的批鬥，其中夾雜著威脅、侮辱和純粹的肉體折磨。被斗人不能自衛，甚至連說明實情的權利也沒有」。這種鬥爭會可以持續不斷地開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養一種革命熱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規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兩小時午覺，「任何一個睜著眼的人，都會收到書面批評。如果批評次數多了，就要開鬥爭會。我們都很聽話，像乖順的孩子」。
審問結束後，包看到揭發控告他的檔案材料。他發現各種各樣的朋友、同事都寫了批判材料，現在輪到他寫批判別人的材料了。「我們要你改過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們揭發與你有關的人，我們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別人是你贖罪的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