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或帝國擴張）經常帶來一些戰爭，而這當然為帝國主義者提供了發揮才能的機會。比較起來，英國擁有眾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國在東亞只有杜威海軍上將和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早期還有個年輕的參謀艾森豪威爾。我們美國人的英雄多是那些並不起眼的機構創立者，他們大多是傳教士。直到今天，我們仍有他們懷有的那種強烈願望，要把技術和人權傳給中國。
約翰·赫西的《召喚》是本開拓性的著作，因為它把一個傳教士的親身經歷介紹給了公眾。由於赫西見多識廣，《召喚》更具有小說的味道。傳教士的回憶錄當數以百計，但像這部著作這樣富有客觀性的卻為數極少，這種客觀性只有出身於傳教士的新聞記者才具有。
《召喚》是一篇新教傳教士在中國120年所做所為的墓志銘。在美國公眾看來，從1830年到1950年，中國教會一直在穩步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參加「學生志願運動」的約翰·R·莫特在海外傳道，提倡「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世界基督教化」，中國是個特殊的對象。如果我們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誠和弗爾威爾式傳教的返祖現象，便無從了解我們如何在20世紀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國」以及在20世紀60年代為把越南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出來，我們如何輕率地發動了「聖戰」。
美國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抓住了使中國基督教化的時機。美國人最初只是為了貿易和傳教而渡海到中國，並沒有領土擴張的要求。對比來看，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德國人以及後來的日本人，都為的是侵佔中國領土。只有帶著新世界民主的美國人才認為自己是反帝國主義的。這種極易被中國人理解的自我認可，成了中美「特殊關係」的根基（倘若對今天的中國問題專家有所了解，你就會在他們的血脈里找到這一蹤跡）。
我們因享有「治外法權」而獲得的特權地位使我們確信中美關係是友好的。治外法權意味著一位外國領事在中國擁有對本國人的裁決權。這是從中世紀中國人的實踐中得來的，他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讓外國首領控制其在中國的居民。例如，中亞伊斯蘭教的中國皈依者必須遵守伊斯蘭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國之後，治外法權成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同占老中國人的習慣一樣，盎格魯·撒克遜人也非常驕傲地發明了治外法權。1860年以後，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同征服了中國的清王朝簽定了分割中國主權的條約，這些征服人民的異族統治者能彼此諒解。結果，傳教上並非由於互愛而是由於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進中國的統治階層，他們有機會從內陸到鄉村抨擊過時了的孔教的罪惡、婦女的屈從、青年的從屬，孔門弟子自然把他們視為舊秩序的破壞者。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中國政治生活的變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1949年，毛澤東又恢複了中央政權。在此期間出現了38年的政權空白期。在軍閥混戰、革命和外敵人侵的幾十年間，外國人有特別的機會參與中國人的生活。這是美國人在中國實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黃金歲月。我們不必因實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種負罪感，畢竟加利福尼亞州不生產鴉片，不像英國人用它來換取中國的茶葉和絲綢。
約翰·赫西的《召喚》描述了1910—1950年間美國人對中國的極大影響。《召喚》的主人公大衛·托德普是個來自紐約州的6.4英尺高的農家孩子，他善良、堅韌、精力充沛。在中國生活的45年中，他從事著傳教的事業。在比較了19世紀傳教的失敗和醫院、學校的成功以後，他及時趕到中國，參加了1907年的傳教士百年紀念大會（100年前的1807年，英國人羅伯特·莫里森是第一個到中國的新教徒）。會議上形成了激進和保守兩派，來自窮鄉僻壤的老傳教士只相信傳播神聖的教義，而年輕的新來者認為，中國需要有益的社會福音。托德普屬於後者，他是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在天津時，另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羅斯科·赫西為他提供食宿。我們從約翰·赫西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羅斯科·赫西的兒子。《召喚》描述了基督教會中現代派的看法，他們對中國人的需求和中國人的脾性最為敏感。
新教各派意見統一，很少爭鬥，雖然分散在中國的某些地區，但他們團結一致保持著改革的精神，這與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截然不同。他們幾乎不知道16世紀至18世紀期間早期耶穌會的傳教歷史。那些在19世紀90年代謀求使中國上層改良者皈依的傳教士們感到，他們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頗為獨創性地組織科學演講，以求吸引上層文人學者和政府官員。300年前，在中國的耶穌會成員已開始使用鐘錶、稜鏡、地圖和其他西方技術的產物。大衛·托德普專門講了迴轉儀。他拿出一條軟鏈子，它能爬上台後的梯子嗎？不能嗎？他的助手把鏈子釘在輪子上，然後讓它隨輪子滾過講台，藉助慣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遊美國，從商人那裡謀求資金贊助，收集設備，在上海建立起實驗室，生產為講解電、飛行器和其他科學奇蹟所需的機器設備。這些演講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傑出的傳教士約翰·R·莫特）一起周遊各地，吸引觀眾傳播科學知識；托德普的演講更勝一籌。1910—1915年的中國同明朝末期一樣，科學已經開始傳播，基督教卻還在叩擊著大門。
托德普在後來的經歷中，結識了普通的中國人。20世紀，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越來越陷入到一個民族的社會問題之中，這個民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從這點看，在美國的傳教實踐或許能贏得一些中國的皈依者，但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它並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包括一些中國人）一起到了法國，他幫助78萬名中國勞工中的一些人給家鄉寫信。這激發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們開始了一場識字掃盲運動，並幫助開展中國的群眾性教育。20世紀20年代，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聞名的吉米·吉恩，進人中國的北部鄉村，他教那裡的百姓識字，學習公共衛生和農業科學知識。在《召喚》一書中，吉恩以「約翰尼·吳」的面目出現，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隊伍，吳說，外國人不受歡迎。
赫西強調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爾賽和約之後仍繼續強佔山東省，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的學生反帝運動。學生們已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國主義的傳教士身上。這時，中國人試圖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取代傳教士有益的工作，因為他們來自異域並且要維持現狀。
《召喚》讀來很有吸引力，這應當歸功於大衛·托德普。托德普勤奮筆耕，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新聞報道或書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時，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回憶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敘述評論的時候，能時而引用托德普當時所寫的文章，時而又寫他40年後對此事的看法。此書以真實的筆調描述了舊中國的景觀、聲響、氣味、愉悅和災難，這些特徵至今仍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所驅散。大衛·托德普顯然是傳教士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顧了50年的生活之後，他描述了最初從事皈依傳教工作的原因——個人的需求，集體的狂熱，傳教者的蠱惑和自我恐懼。他還回顧了他成長曆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為一名傳教士去中國的時候，發現傳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結了婚再去。遇到艾米麗·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們在學校初識，以後便鴻雁往來，最後決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麗看來，托德普完全是為事業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國，隨後她也去了，但18個月以後他們才結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記傳教士的信條，家庭應服從事業。他有一個孩子兩歲時死了，當時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當然，傳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們必須和其他傳教士，其中包括中國基督徒一起度過大半生，在酷熱、骯髒的中國城市、鄉村生活。托德普喜歡到長江下游廬山（中國的避暑勝地）的幽僻山間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這裡，他們接觸不到中國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並不是一部充滿剝削、誤解與敵意的歷史。教會學校以及出版物為中國人提供了新的機會。圖為畢業於密歇根大學的瑪麗·斯通在鎮江一家教會醫院裡實施手術。
很清楚，從整體上看，傳教士擁有自身的文化，並小心謹慎地保持這種文化。總之，如果習慣和觀點變得過於中國化，他們就會失去傳教士精神。
托德普傳教生涯的另一階段始於20世紀30年代。內政部認為，他僅僅是個「人道主義者」，並沒有真正獻身於上帝。正如艾米麗所說，「大衛對人類充滿了太多的愛」。政府不再幫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堅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個機會。1931年，日本佔領滿洲，開始人侵中國北部。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傳教士，在維持他們開的醫院、學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確實有所作為。他們直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