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傳教士歷史被認為是中國社會歷史的主要焦點，我們所指的是與中國普通大眾聯繫最緊密的西方傳教士；因此，傳教士的親歷記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中國大眾生活的情況。
美國傳教士總是以新的方式來滿足中國的諸多需求。像傳教士早期支持中國反對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樣，反纏足運動和從完全由男權支配下解放中國婦女的婦女解放運動，都是傳教士態度的具體體現。在美國的邊疆，當美國文明的先驅者陷於困境的時候，他們總是力圖找到解決的辦法，這種精神對被傳統深深束縛著的中國來說，是一種可貴的貢獻。
喬治亞州南方衛理公會教徒楊格·J·艾倫（1836—190年）是傳教士隊伍中最積極的一位英裔美國人，他用中文發表關於西方世界的新聞和評論，以此鼓勵19世紀末中國的改良運動。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傳教士，對工作抱一種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學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類獲得的物質和精神進步的組成部分。艾倫特別指出，婦女解放是文明進步的一個標誌。他在埃默里大學所受的教育，使他對基礎科學有一定了解。此後，他繼續宣傳並創立了進行基督教訓練的普通學校和大學，他在中國編輯中文刊物，強調非宗教性的學習，特別是學習科學和技術。他把他的《教會新報》（1868—1874年）重新命名為《萬國公報》（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間，《萬國公報》從宗教佈道會得到一筆資金，購買了800本宗教小冊子免費送給中國的政府官員。從1881年到1893年，艾倫在中國擔任南方衛理公會傳道團體的負責人1883年，他種暫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複了《萬國公報》，並一直出到1907年他去世為止。他為這份刊物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艾倫的雜誌流行於東亞的主要地區，特別是中國的通商口岸。《萬國公報》是當時重要的新聞媒介，它不僅用中文傳播基督教教義，而且充當了發展中的中國基督教團體的喉舌，成為中國基督教作家發表新聞和觀點的論壇、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國化和教會機構發展的從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倫的刊物傳遞了中國（包括《北京公報》的翻譯或文摘）和國際社會的新聞。由於刊物內容不斷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這份周刊（1889—1907年改為月刊）是中國新聞刊物的先驅，隨著內容的擴允，內地的基督教讀者也越來越多，但這份雜誌已遠遠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範圍。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科學技術的發展、民族主義熱情的高漲和國際聯繫的日益緊密，使這一時期充滿了爆炸性新聞和社會的新的變化，最終使宗教內容、宗教題材失去了光彩。這份雜誌一時成了世界透視中國的主要窗口。
當然，在醞釀變革的那個時代，西方的編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謀求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改良的種子通過這個媒介，得到廣泛的傳播。像大多數國家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中國的歷史學家也試圖從外國旅居者的報告中得到一些歷史的記載，不管其影響如何。未來的研究者們或許希望能從這份刊物中發現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國人的思想，這種思想蘊含在1894—1911年間發生的改良運動中。《萬國公報》留下了許多社會變革——例如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記錄。
此篇部分發表於1984年1月出版的《傳教士研究的國際公報》，評論的是艾德里安·A·貝內特所著《傳教士記者在中國：楊格·J·艾倫和他的雜誌，1860—1883》（阿森斯，喬治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