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的利用及誤用
僱員對求職者的測試，只是心理學對美國生活產生最為廣泛的影響當中極小的一部分。每年，約有2000萬美國人參加標準多重選擇測試，這些試題是由一百多家公司出版的，有些是數百萬美元的大企業。（光「教育測試服務」一家的營業額就達每年2．5億美元。）最出名的測試是SATs測試，許多大學的入學考試都需要首先通過這一測試；其它一些測試考試的範圍從學齡前兒童準備上一年級，到準備上研究生院的學生的推理技巧，到高爾夫球能力測試-還有我們早先聽說過的許多性格特徵測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法律及心理學教授唐納德·N·伯爾索夫總結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每個人都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測試的影響。測試已經成為一種方法，許多有關人們生活的重大決定都是在工業、教育、醫院、心理健康診所和其它民用服務場所通過測試敲定的。
比奈在世紀之初研究出智力測試的目的，原是要通過決定哪些兒童需要特別教育使孩子和社會同時都受益的。同樣的，心理學和就業測試一向都是以診斷為基本目的的，它的初衷原是要讓參加測試的人和與這些人打交道的人和單位受益。測試在最近幾十年異乎尋常的發展證明，測試的確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測試對於現代社會的功能發揮來說是最基本的。如果突然間沒有了通過測試得來的信息，中小學校、大學、大型工廠、政府和軍事單位的工作將步履艱難，無所適從。
然而，測試本身也可能導致誤用。其最嚴重的後果莫過於會產生對某些種族和經濟利益團體的偏移，同時會使另外一些人受到傷害。很明顯，測試對教育和就業產生的後果是，白人有更多的機會，而黑人和西班牙人及其它處於不利地位的人都會受到不利影響。
對人類能力抱有一種不正確的遺傳論觀點的人，智力及成績測試不會構成任何問題。他們相信，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人之所以在這些測試中得到高分，就因為平均來說，他們在智力上天生比其他人種強一些。如我們所知，高爾頓的信徒們就認為，遺傳可以解釋不同階級和種族在智商和其它心理測試中的得分為什麼不一樣。正是基於這一點，全國的學校在本世紀初期很早就對學生進行測試，讓得高分者接受學術教育，得低分者進入「職業教育」計畫，因而使學生準備好在社會上各就其位。
如果這種推論是正確的，這樣一些測試和就位就不僅僅是公正的，而且也滿足了各個社會成員的最大利益。可是，如果測試成績反應的是環境的影響呢？如果貧窮和社會不利因素阻止學生和成人發展其潛在的能力，造成他們得的分數比在有利條件下成長的學生或者成人低一些呢？如果是這樣，利用測試分數來測量假定的天生能力，並確定各個人的教育及就業機會，這就是嚴重的不公，也是社會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在本世紀前半葉，對哪些智商分數和其它認知能力測試可以測量天生的能力，以及哪些會影響到人生經驗，一直就有激烈的爭論。可是，最近幾年已經很清楚了，遺傳論和環境論雙方心理學家所利用的，主要來自交叉取樣（從不同年齡層次中抽取的樣品）的數據，不能夠實際地解釋由皮亞傑和其它發展心理學家所觀察到的過程。追蹤個人發育期的縱向研究顯示，自然和教育並非靜止不變的，不是固定的因素，而是交互影響和會隨時間變化而有巨大變化的。在人生的任何一刻，人的智力和情感發育都是他或者她的經驗和天生能力持續交互影響的結果。
因此，許多發展心理學家們現在也相信，不同的基因類型會受到環境不同程度的影響；每個人都有其自身的「反應範圍」。如弗吉尼亞大學的歐文·戈茨曼所解釋的，先天愚型的人在一種豐富的環境中，也許會得到只比他在受限制的環境中提高的智力水平多一點點的發育；一位帶有天生遺傳因素的人也許會在一種優良的環境里到達比他在受限制的環境里高得多的發育水平。因此，在天生能力的低水平上，環境的影響比它在高水平上時小得多。
然而，這樣的總括不僅告訴了我們有關範圍的情況，而且還有自然或者教育對我們任何人產生的相對影響。每個人的歷史上有無法計數的特異性因素，使我們無法對遺傳和環境對人的發育造成影響時所起的作用進行分析。因此，至少在目前，我們還不可能根據一個人的測試得分來準確地判斷一個人天生的智力。
既然如此，測試怎樣能夠決定求學和就業而又能公平地對待有特權的中產階級人士和處於不利地位的其他人呢？到目前為止，答案還只能是通過政治及法律辦法來控制測試。1964年的民權法案及其修正案給了少數人及其它處於不利地位的團體以一個法律基礎，他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攻擊測試為種族偏見，並要求進行相應的補償性行動。他們曾在法庭上向教育及就業測試發出挑戰，其理由是，這些測試材料是白人所熟悉的，而大部分少數民族團體卻不熟悉，而且，從更為廣泛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團體，特別是黑人和西班牙人是在極為不利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任何測試，哪怕是以符號而不是辭彙等「文化背景公平」的形式出現的測試，也都是不公平的。
60年代的民權運動風潮最項極的時候，一些活動家團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激進辦法，即徹底拋棄測試，而在紐約、華盛頓特區和洛衫磯市，政府甚至真的禁止對小學生進行智商測試。可是，反對測試的人只在幾座城市內有多數力量，而在任何情況下，把呆一些的學生和殘疾兒童與正常和有天賦的兒童放在一起，這會極大地降低後者的教育水平，因此，想終止智商測試的活動很快就消失了。
類似對大學入學考試的攻擊也有一些民權活動家和活動團體進行著。比如，拉爾夫·納德1980年就攻擊說，SATs就是在歧視文化背景較差的少數民族學生。反對SATs的抱怨和壓力一直在持續著，可沒有什麼效果。
然而，在就業測試的範圍內，活動家卻取得了好幾項重大的成功，至少是臨時的成功。「總體敏度測試系列」（GATB）可以測量若干認知能力和有些部分的人體的靈巧程度，它是40年代由美國就業服務局開發出來的，長期以來，這個局及其下屬省級和地級機構就在使用這個測試作為招聘員工的基礎。可是，少數民族團體的GATB平均得分遠遠低於多數團體的分數，因此，如果得出的分數使比如說百分之二十的白人中選，那麼，只有百分之三的黑人和百分之九的西班牙人才有可能中選同一批工種。
民權修正法案認為以這種辦法來使用測試是非法的，不是因為這個測試不能測試出僱主需要的能力，而是因為國家有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人以相應補償的政策。「就業機會均等委員會」的裁決及一系列法庭仲裁結論，已經導至一種叫做「團體內均等」或者「種族內均等」的解決辦法。根據這項政策，參加測試的人被推薦工作不是以其原始得分為基礎的，而是以其在同族人或者同一人種中的得分情況為基礎的。在參加考試的黑人中得了第85名的黑人，將與在參加考試的白人中得了第85名的白人處於同一競爭水平，哪怕這位黑人的得分比白人的低。與白人得了同樣分數的黑人將處於更有利的位置。最近幾年，38個州的就業局都使用了團體內均等的辦法，有些用得多一些。一般來說，僱主也附和這種辦法，主要是因為它有助於他們滿足政府肯定的行動要求。
有些心理學家攻擊種族內均等是對測試的歪曲，也扭曲了測試對工作適合程度的測量，政治保守派攻擊它是一種非法的「配額制」，對白人極不公平。國家研究院198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支持種族內均等，但建議就業服務局把就業推薦不僅僅建立在GATB分數上，還要以求職者的經驗、技能和教育水平為基礎。這個委員會看到了爭論雙方各自的好處：
是否能公平利用GATB分數的問題，不僅僅是僅考慮心理測定就能解決的——推薦政策光憑公平方面的考慮也不行。如果說對黑人、婦女和其它某些少數團體有一種強烈的聯邦要求，以使他們進入經濟主流的話，同時也有一種對改善生產率和強化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強烈利益。
在1991年就民權法案進行的國會辯論中，種族內均等問題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為了爭取通過一項布希總統不會否決的法案，贊成種族內均等政策的國會議員們只好向反對它的人讓步。這項法案最後通過了，禁止在種族基礎上「調整測試分數」，從這以後，就業服務局的1700個州縣級辦公機構禁止實現種族內均等政策了。
人們如何看待此事——不管人們認為以求職者的種族內均等為基礎來推薦工作是對測試的正確利用或者是誤用——取決於一個人的政治哲學。
再簡單說說兩種值得爭論的測試用途：
誠實測試：「誠實測定」已推銷了十多年，僱主們對它的利用最近已經相當頻繁。而且不無道理。全國事務局1988年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