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喬治·A·米勒雖然在1960年看上去還相當年輕，雖說年近40，可看起來還喜歡搞些惡作劇的樣子，他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他在這門職業當中所佔據的有名望的地位和舒適的生活方式已經是早有保障的了，真是前程似錦。然而，就在這年，儘管為此極感不安，可他還是感覺到一股無法遏止的衝動，想要暴露自己的本色，哪怕這意味著放棄他在哈佛的位置。
他的自我暴露並非出自激進的政治信仰，亦非迫在眉睫的桃色事件，雖然這兩項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他的問題在於他對思維的興趣。
思維？這有什麼可破壞或者爭辯的？這不正是心理學關係的核心問題嗎？
不，當時並非如此。自從行為主義4O年前開始主宰美國心理學以來，情形一直並非如此。對於行為主義者來說，看不見的、非物質的和只能推測的思維，是一種過了時的形而上學概念，任何一位關心自己的前途和名聲的實驗心理學家都不會去碰這個話題，更不會花時間去弄這個課題。
可在過去的幾年裡，米勒已經慢慢變成了一位轉變過來的唯心論者了。他出生在西弗吉尼亞的查爾斯頓市，並在這裡長大，他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對心理學全無興趣，甚至稍稍有點厭惡；他在回憶錄中像平常一樣半開玩笑地說，他看到有一本心理學教科書裡面有大腦和其它器官的插圖，「因為是在信基督教的科學家家庭長大，我從小就學會避開藥物，如果碰到惡魔，我會認出他來。」
要麼是教育所致，要麼是鬼迷心竅，他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他在阿拉巴馬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一位女孩子的影響（後來他娶了她），他去參加了一次非正式的心理學講座。講課的是唐納德·拉姆斯德爾教授。米勒對拉姆斯德爾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幾年之後，當他完成語言及交流碩士學位以後，拉姆斯德爾給他提供了一份教心理學本科生的工作，儘管米勒以前從沒有正式上過這門課。到這時，米勒已經結婚併當了父親，他需要一份工作，因而就同意了。教了一年心理學以後，他轉變了自己。
他去哈佛學習研究生課程，在行為主義心理學方面得到了堅實的基礎教育。他使自己成了出類拔萃的學生，得到博士學位以後，他當上了講師。在接下來的14年時間裡，他首先在哈佛，然後又到麻省理工學院，在這些地方進行語言及交流方面的實驗研究。儘管他接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可是，跟以老鼠為基礎進行的實驗不一樣，這種工作迫使他要對人類的記憶和其它高級心理過程進行思考，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參加了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次暑假研討班後，更加接近唯心主義論了，因為他與語言心理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在這次會上進行了緊密合作。他在學年休假中去帕羅阿爾托的行為主義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並掌握了大量進行思維研究的新方法，特別是通過計算機程序進行思維過程的刺激。
米勒於1960年秋季回到哈佛，可他已經變了一個人。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述：
我意識到自己對哈佛心理學系所限定的心理學概念的狹窄含義極不滿意。我剛剛在陽光里度過了玩玩打打的一年。回到一個一頭被心理物理學束縛住，另一頭被操作性的條件制約所束縛的世界裡去是件令人極不情願的事。我決定，要麼是哈佛讓我創立某種類似於斯坦福大學研究中心那種交換式激發的東西，要麼是我走人。
米勒把自己的不滿和建立一所新中心，專門研究心理過程的夢想告訴了朋友和同事傑羅姆·布魯納。布魯納理解他的感情，也看出他的意圖。他們倆人一起去找院長麥克喬治·班迪，得出了他的同意，並在卡耐基公司的資助下建立了哈佛認知研究中心。取這樣一個名字使米勒感覺上像一位公開的叛教者：
對我來說，就算已經晚到了1960年，使用「認知」這個詞仍然是一種反叛的行為。當然，對傑里[布魯納]來說可能沒有這麼嚴重；社會心理學家們從來就沒有像實驗科學家一樣因為行為主義的盛行而銷聲匿跡。可是，對一個接受過減約科學，並應該尊敬這種科學的人來說，「認知心理學」就是一項明確無誤的聲明。它意味著我對思維有興趣——我從暗處露出身來了。
他成了一場運動的領袖，並極大地改變了心理學的焦點和研究方法，而且從今以後引導著心理學的方向。
喬治·米勒站了出來，這是60年代發生在實驗主義心理學中的典型事件。最開始是少數一些人，接著，大部分人都拋棄了老鼠、迷宮、電柵欄和可以發放食物的槓桿，轉而進行有關人類更高級心理過程的研究。在整個60年代，這場運動形成了很大的勢頭，因而獲得了「認知革命」的美譽。
許多因素都助成了這場運動的形成。在過去的20年中，格式塔心理學家、性格研究者、發展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都在以不同的方法進行心理過程的探索。其它科學領域（其中一些我們已經聽說過，還有一些我們馬上就會了解到）里的一些發展碰巧也在形成有關思維工作機制的其它情況。具體有：
——神經科學家，他們利用微電極探針和其它一些新技術，觀察涉及思維過程的神經現象和細胞交換連結。
——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形成了信息理論，並利用它解釋人類交流的能力和局限性。
——人類學家分析不同文化中的思維模式，他們發現了哪些心理過程是根據民族不同而有所變化的，哪些是全球一樣的，因而決定哪些是天生的。
——心理語言學家研究語言獲得和用途，他們得知，思維在獲取並控制我們稱作語言的複雜的符號系統。
——計算機科學家，這是一種新的雜合學家（一部分是數學家，一部分是邏輯學家，還有一部分是工程師），他們提出了有關思維的全套嶄新的理論模式，並設計出了一些好像能思考問題的機械裝置。
到70年代末尾，認知心理學和這些相關領域均慢慢形成各認知學科，或者集合地稱作認知科學。認知革命決不僅指心理學中一場空前規模的深化和擴展，它是非同尋常的——的確，可以說是令人完全難以相信的——它是六門有關心理過程新知識的科學同時的發展。
計算機科學在當時對心理學的影響最大。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二戰期間深入研究的結果，當時，盟軍急需能計算的機器，使它可以快速地處理大量數字，以引導防空火炮，操作航行設備等。可是，哪怕很高速的計算機器都需要人類操作員來告訴它做什麼，每次計算之後，下一步做什麼，這就嚴重地阻礙了它們的速度，並引發了計算不準確的情況。到40年代，數學家和工程師開始給機器提供一套存儲在其電子記憶中的指令（程序）。現在，機器可以快速和準確地指導他們自己的操作，貫徹很長順序的操作，並作出一些下一步做什麼的決定。計算機器成了計算機。
一開始，計算機只處理數字問題。可是，如數學家約翰·馮·紐曼和克勞德·香農和其它計算機專家很快就指出的一樣，任何符號都可以代表另一個種類的符號。一個數字可以代表一個字母，一系列數字可以代表一個詞，數學計算可以代表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關係。比如，＝號可以代表「與……相同，」≠號代表「與……不同」，＞代表「大於」或者「太多。」設定一套使字變成數字和邏輯關係，或者反過來的規則，計算機就可以執行一些與某些人類推理類似的操作。
計算機可能在某些方面發揮思維功能的思想——當時，這種想法聽上去更像是科幻小說而不是科學——1948年首先由馮·紐曼和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在加利福尼亞科技大學舉行的一次「人類行為的大腦機制」學術會上提交出來討論。
這個想法吸引了赫伯特·西蒙，當時他還是卡耐基學院（現在是卡耐基－默倫大學）講政治科學的一位年輕教授。然而，「講政治科學的一位教授」幾乎沒有對他描述。西蒙是一位電氣工程師的兒子，非常聰明，在學校總是跳級，比自己的朋友和同學都年輕一些。他不喜歡運動，在威斯康辛長大，很清楚自己的猶太背景，因此，他使自己成為一名知識分子而安慰自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可是，實際上，他的興趣是見異思遷，非常廣泛的；他雖然成了一名政治科學家，可是，他對數學卻有興趣，自學了數學、經濟學（他為此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獎）、管理、邏輯、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
1954年，西蒙和他的一位極聰明的年輕研究生艾倫·紐厄爾發現，他們對計算機和思維（兩人後來都在心理學中得到學位）以及創造一種會思維的計算機程序擁有極大的興趣。一開始，他們選擇了非常有限的思維種類，也就是形式邏輯中的求證定律，這完全是一種符號和幾乎是代數的過程。西蒙的任務是要求出公理的證明，「不僅盡量拆細，不僅是求證步驟，而且要找到引導我的一些提示。」接著，他們兩個人一起試著把這個信息合成一個流程圖，他們把這個流程圖變成了一種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