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效應
1964年3月，在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發生了一起謀殺案，很快成為《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並使全國感到震驚。這件謀殺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兇手、被殺害者或其謀殺手段都沒有什麼關係。吉娣·格羅維斯是位年輕的酒吧經理，她於早晨3點回家途中被溫斯頓·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個事務處理機操作員，根本不認識她，他以前還殺死過另外兩名婦女。使這場謀殺成為大新聞的原因是，這次謀殺共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莫斯雷刺中了她，離開，幾分鐘後又折回來再次刺她，又離開，最後又回過頭來刺她），這期間，她反覆尖叫，大聲呼救，有38個人從公寓窗口聽見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沒有人下來保護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沒有人幫她，甚至都沒有給警察打電話。（有個人的確打了——在她死後。）
新聞評論人和其他學者都認為這38個證人無動於衷的言行是現代城市人，特別是紐約人異化和不人道的證據。可是，有兩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年輕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雖然都不是紐約本市人，對此一概而論的說法甚為不滿。約翰·巴利是紐約大學的副教授，畢博·拉塔內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他們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學生。謀殺發生後不久，他們在一次聚會上相遇，覺得兩人有共同之處。雖然兩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頭髮，彬彬有禮，青藤學院派頭；拉塔內個子瘦長，一頭濃密的頭髮，一副南方農家子弟的樣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都覺得，對於證人們的無動於衷，一定有個更好的解釋辦法。
他們當夜就此長談了數小時，達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內回憶說：
報紙、電視、每個人都在傳言說，事實是有38個人目擊了這場暴行而沒有一個人出來做點什麼事情，就好像是說，如果只要一兩個目擊者看到了，而沒有做什麼事情的話，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們突然間就有了一個想法：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的確有38個人解釋了他們的無動於衷。在社會心理學中，人們把一種現象顛來倒去地分析，然後看看你認為的後果是否是確就是那個原因，這是一個舊把戲了。也許，這38個人中的每個人都知道，還有其它的人都在看，這就是他們什麼也沒做的原因。
儘管時間比較晚一些，可這兩人還是立即開始設計一項實驗，以檢測他們的假設。好幾個星期過後，經過周密籌劃和精心準備，他們啟動了一個廣泛的旁觀者針對緊急情形的反應調查，環境各個不同。
在研究中，紐約大學心理學入門課的72名學生參與了一項未說明的實驗，以滿足課程必需的一項要求。巴利、拉塔內或者一位研究助手會告訴每個到達的參與者說，該實驗涉及都市大學生的個人問題討論。討論以2人組、3人組或者6人組的形式進行。為了盡量減少暴露個人問題時的尷尬，他們將各自分配在隔開的工作間里，並通過對講機通話，輪流按安排好的順序講話。
這些不知情的參與者不管假設是在與其他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或者5個人談話——說假設，是因為事實上他聽到別人說的任何事情都是錄音機上播出來的——第一個說話的聲音總是一位男學生，他說出了適應紐約生活以及學習的難處，並承認說，在壓力的打擊下，他經常出現半癲癇的發作狀態。這話是理查德·尼斯貝特說的，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學的一位教授，他在試演中表現最好，因此選了他來扮演這個角色。到第二輪該他講話時，他開始變聲，而且說話前後不連貫，他結結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開始憋氣，並呼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快死了……呃喲……救救我……啊呀……發作……」然後，再大喘一陣後，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在以為只有自己和有癲癇病的那個人在談話的參與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衝出工作間去報告有人發病，甚至遠在病人不出聲之前；在那些認為還有4個人也聽到這些發作的參與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動了。後來，當問及學生說，別人的在場是否影響到他們的反應時，他們都說沒有；他們真的沒有意識到其巨大的影響。
巴利和拉塔內現在對克尤公園現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會心理學解釋了，他們把它叫做「旁觀者介入緊急事態的社會抑制」，或者，更簡單地說：「旁觀者效應。」正如他們所假設的一樣，正是因為一個緊急情形有其他的目擊者在場，才使得一位旁觀者無動於衷的。對旁觀者效應的解釋，他們說，「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觀者對其它觀察者的反應，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於一個人『病態』的性格缺陷中。」
他們後來提出，有三種思想過程在支撐著旁觀者效應：當著別人的面採取行動的猶豫，除非人們知道幫助或者別的什麼行動是合適的；感覺著其他不動的人可能理解這個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責任的分散」——即一種感覺，由於別的人都知道這個緊急情況，一個人自己得採取行動的責任就減輕了。後來由拉塔內、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進行的其它一些實驗也證明，根據旁觀者是否能看見其它的旁觀者，是否被別人看見，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麼，這三種思想過程中的這種或者那種就會起作用。
巴利和拉塔內實驗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並激發人們進行了大量類似實驗。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裡，在30座實驗室里進行的56項研究把明顯的緊急情形提供給了總數為近6000人的不知情實驗受試者，他們要麼是孤身一人，要麼還另有一人、幾人或者很多人在場。（結論：旁觀者數量越大，旁觀者效應越明顯。）各個階段的緊急情形有許多種：隔壁房間里一陣巨響，然後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著整齊的年輕人拿著一根手杖（或者，有時候換成一位渾身髒兮兮、滿口酒氣的年輕人），他在地鐵車廂里突然摔倒了，掙扎著爬不起來；表演出來的偷書情形；實驗者本人暈倒等等。在56項研究中的48項中，旁觀者效應都明確地表現出來；總起來說，當一項緊急情形出現時，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則有約半數的人會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場，則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會相助。由於這個總計結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萬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觀者效應就成了社會心理學中最為確定的假設之一。由於已經徹底確立，其效應在許多種情形之下進行過單獨的測量，因此，最近幾年，它已經不再是許多研究的課題，成了一件定案。
然而，總體上的助人行為研究——有利於或者不利於非緊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為的社會及心理學因素——還在不斷大量地進行著，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為是親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義化的60年代，它開始替代社會心理學家戰後對進攻行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社會心理學中還有許多其它的定案。這裡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種定案裡面都有一兩個重要發現：
想法轉變（或說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強的人更容易被說服……人們更容易受到一位權威人士所說的話的影響，如果一個人不是權威，人們就不太注意他說的同等甚至說得更好的話……他們還更容易被一些道聽途說的話所說服，而不太相信人們告訴他們的話，也容易採取被引誘出來的行動（如在弗斯丁格的認知失諧實驗中一樣），而不願根據邏輯推理採取行動。
偏見：當人們被分配到或者屬於某個小組時，通常他們會認為這個小組比別的小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積極的自我形象……人們會假設，其他一些與自己共用某種品味、信仰或者態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會跟自己一樣，而那些與自己在很多話題上意見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樣……在敵對或者競爭集團中的人們之間對彼此都有一種厭惡，如果他們必須為某個對雙方都有好處的目標而進行合作時，這種厭惡會得到某些消解。
小組集體決策：小組會比單獨一個人作出更加冒險或者更為保守的決定，主要是因為集體討論和公開表達意見，會使一些人採取比獨自一人時更為極端的立場……小組比單獨一人完成任務好些時，是指那些需要把每個人的努力加起來的任務，而不是指只有一個正確解決辦法的任務；在後者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提出一個方案，但沒有得到至少其它一個人的支持，小組可能會拋棄這個正確方案……在一些組織起來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小組中，有兩個人是最為重要的：一是任務專家，他說得最多，他主意最多，並作為領導人看待。還有一個是宣傳鼓動家，他做很多的工作來促進和諧與士氣增長。
這個單子可以一直開下去，可是，我們已經看到足夠多的例子了。社會心理學家在他們很短的專業歷史中已經很熱情地擔當起，後來又放下了一大批的課題分類，有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假設有問題，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