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驗狂潮
智力測驗採用的速度之快，熱情之高，沒有哪個地方能跟在美國相比。而且相當有理由。美國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結構，對能掌握複雜技術工作的工人的需求在不斷快速地增長，由行為不良者、窮人和罪犯構成的下層階級人數眾多，成百上千萬教育不足和看上去像半原始人的移民蜂擁而入，一種能評估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學方法可以為社會領導者們提供一條從混亂中理出秩序的辦法。
可是，雖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別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齡值的人，他們的智力是可以通過特殊培訓加以提高的，可是，美國大部分心理測試倡導者們都接受了高爾頓的立場，認為遺傳是心理發育中最大的決定因素，並認為人的智力因而是不可改變的。他們把心理測量當作一種手段，讓社會藉以將其成員分配到適合他們天生能力的一些學校和工種上，並作為一種診斷手段，用以分辨那些應該限制其繁殖以免將其缺陷傳遞下去的人。
亨利·哥達德就是持這種觀點的領袖人物之一。哥達德（1865-1957）是位強有力而生機活潑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學接受過培訓，當時，G·斯坦雷·黑爾（馮特的早期弟子之一）是心理學系的主任，他是位堅定的遺傳論者。哥達德吸收了遺傳學觀點，1906年他成為新澤西葡萄園研究基地——「心理遲鈍者培訓學校」的校長時，在他看來，一切都在身邊確切地證實了。許多心理遲鈍者不僅行動有問題，他們看上去也是天生有毛病的。哥達德甚至提出假設說，心理缺陷是因為某個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過，他的確看出，葡萄園的孩子們的缺陷並非都在同一個程度上，因此，為了確定什麼樣的訓練對某個孩子特別適合，他需要有一種辦法來測量每個人的心理能力水平。有一陣子，他試圖使用卡特爾的人體測驗試驗，可是沒有成功。然後，在去法國的一次旅行中，他得知有1908年版的比奈-西蒙標準，認識到它的長處後，他立即將它翻譯成英語，除了將一些法國文化上面的事例用美國事例替代外，他沒有做任何修改。
哥達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標準來進行大規模測試的人，他想法讓培訓學校的400名兒童和新澤西公共學校的2000名兒童參加了測試。他的結果顯示，在心理遲鈍兒童中，智力得分有很大的一些差距，而且，令人吃驚的是，在公共學校的學生中間，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其中有相當多的學生低於其心理年齡正常水平。
這就促使他開始了一項活動，要在公共學校里進行智力測試，以確定低於正常水平的學生，並使他們分流至特別班級；他還開始給一些教師講課，宣傳比奈-西蒙標準的用法，並向全美國的同行們散發了數千份宣傳資料。在6年時間內，比奈-西蒙標準就在許多公校里開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師們根據這個標準決定對學生的教育方法。它還在許多機構里得到使用，以測驗「心理缺陷」，在教養院和少年管理機構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對被管治者和犯人相應的處理辦法。
哥達德認為，低智商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花大力氣加以解決。白痴和弱者對社會不是個威脅，他說，因為他們通常不會繁殖自己，可是，「高級缺陷者」或者痴愚者（這個詞是哥達德發明的）卻很有可能，他們也許會成為不能適應社會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樣有可能成為反社會者。他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過這個問題，他說，許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還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適應其環境，不能信守社會傳統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動的人」，都在遺傳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這些說法一方面是根據比奈-西蒙標準來的，還有他自己對美國內戰時期一位士兵的後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人與一個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個兒子，後來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婦女，並與她生了孩子。哥達德追蹤卡里卡克跟這兩位婦女的好幾百名後裔，直到本世紀初為止。哥達德報告說，與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後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婦女這邊幾乎所有的後代都是社會上正派誠實的人。
我們現在知道，這項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開其它方面不說，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經過，或者可能進行過測試的，所說的大部分例子裡面的智力問題都是僅憑長相或者二手報告及謠傳。另外，哥達德說，兩邊的孩子們生長的環境都大致相同，可現存的信息（比如兩邊孩子們的成活率）卻清楚地顯示了相反的情況。可是，在當時（1912年）及許多年裡，「卡里卡克一家」被許多心理學家和普通讀者看作有力的證據，證明智力能力的基因傳遞——哥達德實際上用了「好血」和「壞血」——及其社會後果。
哥達德得出的比西氏數據及其有關卡里卡克一家的發現，引導他採取了一個比高爾頓嚴重得多的立場：「非常清楚，弱智者不應該允許其結婚，或者成為父母。要使這項規定得以實行，很明顯，社會的智力部分應該強化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哥達德作為專家證人兩次出席全國委員會的聽證會，倡導對「弱智者」實行絕育措施，其中的一次會議很快延伸到了貧民、罪犯、癲癇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殘障者。
立法者對哥達德和其它心理學家的申述印象頗深，到1931年，27個州都頒布了法令，強化執行優生絕育法，成千上萬心理和社會「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來的30年內實施了絕育手術——光在加利福尼亞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對不適生存者強行實施絕育手術看上去與納粹暴行無異，另一方面，對心理和社會能力缺乏的環境解釋佔了主導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機構開始呼籲立法機關批准新法規，對心理遲鈍者實施自願基礎上的絕育。
哥達德在移民問題上也積極地呼籲採用比西氏標準，並帶來了實施的結果。從世紀之交開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國傾入。許多人是文盲和社會能力落後的人，這就在美國引起耽心，怕這個國家會因為心理和社會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現問題。此前，國會早已通過一項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進入美國，在每天到達的數千申請者中，移民官員拒簽約十分之一，可是，還是認為有可能通過別的渠道悄悄溜進來一些。1913年，美國移民局長官請哥達德研究艾利島上的甄別手續，並拿出一個方案來。哥達德和其他幾位助手挑出一些從外表上看去有點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過翻譯讓他們做比西氏標準測試。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範圍內——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的疲勞、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譯的困難——因此，工作一周後，哥達德建議，移民官員在此使用簡潔的「心理學方法」，以比西氏測試為基礎。1913年，拒簽明顯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礎上上升一半。
哥達德1914年繼續在艾利島工作了幾個月；從到達的移民中抽取的樣品看出，猶太人、匈牙利人、義大利人和俄國人有五分之四屬於低能者。哥達德本人都有些懷疑了。他再次檢查這些數據，對答案進行思考，再把數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範圍內。這些發現，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學家們提供的證據，影響國會於1924年起草了一個嚴厲的控制移民法，對東歐和南歐的配額減少到北歐和西歐配額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劉易斯·M·特曼，他雖然接受了哥達德翻譯的比西氏標準，但發現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並感覺到，他可以糾正這個標準，並使之更加準確。跟哥達德和其他許多同意智力遺傳主義論調的人一樣，特曼相信，有一種對這種方法的社會需要。他還看到了科學對此的需要：儘管他是位遺傳論者，但他說，只有當非常完善的智力測試法進入廣泛使用之後，遺傳和環境的相對影響才會弄清楚，因此，他對比西氏標準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標準。
特曼自己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遺傳說；他是印第安那一個農家14個孩子中的第12個，其成員或者在其兩邊的祖輩當中，都沒有幾個屬於某個高級職位或者上過大學的人。可是，當他10歲的時候，一個巡迴書販子一邊賣給特曼家一本論顱相學的書，一邊摸著這個男孩子的頭，並宣稱他是曠世奇才。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執著地相信先天論，他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儘管有很大的經濟困難，他還是想法從一個鄉村學校讀到了正常的學校，再到大學，最終通過一份獎學金讀到了克拉克大學，1905年在這裡獲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這個時候，他是一位確信不疑的遺傳論者，也是高爾頓法的讚揚者。
在斯坦福大學，他在教育系呆了幾年，然後成了系主任。在漫長和不簡單的生涯中，特曼把這個系變成了具有領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對有天賦的兒童進行了一項受人尊敬的長期研究，並對婚後幸福的心理學因素進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學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對心理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