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數盡量數」：弗蘭西斯·高爾頓
1884年倫敦國際健康展上，在展廳里一個只有36×6英尺的小小展台上，堂而皇之地標著「人體測量研究室」。展台裡面有3位服務人員，長桌上擺著一些簡單的儀器，其中有一個擺錘和一個反應鍵，一個手柄和轉盤，一台光度計，用它可以比較小塊的色彩，還有一個長管子，在助手往裡充氣時，它可以發出一陣哨音，音調可以通過調節管子終端上一桿有刻度的螺絲來調高，直到訪問者再也聽不到為止。參觀者只需花3便士的費用，就可以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徵：反應時間、視力和聽力的靈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的能力、拉力和擰力，吹氣的力量、身高、體重、臂長、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們為什麼願意花3個便士去獲取這些數據，這是很難說的一件事，不過，在展覽期間，共有9337位參觀者真的付了錢。也許，這項活動本身就是值得獎勵的；在那個時代，準確測量正成為科學的品質證明，它有很高的威望，哪怕人們在心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
如果說，到「人體測量實驗室」參觀的人思想裡面根本就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其經營者倒是有的。他就是弗蘭西斯·高爾頓，一位小個子的禿頂男子，他有白色的鬢腳，極具穿透力的藍眼睛，突出的鼻樑和狹長的嘴，這些都給他一種大個子男人可能會嫉妒的權威風度。高爾頓是位業餘的心理學家，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智力上的差別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所致，因此，應該獎勵智力最好的一些人多多繁殖，這樣的話，社會就可以使人類的進化得以進步。可是，怎樣認出這些人呢？他相信，若干遺傳的生理特徵或者能力，特別是感官和反應時間的敏度，都與智力相關聯，因而是辨識這些人的標準。（他之所以這樣想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兩項觀察結果：首先，智力遲鈍者的感官分辨度較差；第二，因工作要求而產生的感覺敏度，比如鋼琴調音師、品酒師或者羊毛分撿者通常都是由男人進行的，他相信，這些人比女人聰明多了。）
高爾頓的遺傳也許先天就決定了他的智力觀。一方面，他是著名的醫生和植物學家伊拉斯謨·達爾文的曾孫（另一個曾孫查爾斯·達爾文是高爾頓的堂兄弟）；另一方面，他還是極成功的銀行家的孫子和兒子。可是，他還有另外的長處。早先，他曾收集了大量傑出男人的家譜，並證明，顯耀——他認為這跟智力沒有什麼分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傳播的。
高爾頓自己花錢租用展台展示「人體測量實驗室」，正是為了進行測試，以測量與智力相連的生理特徵，並收集成果。這樣一來，他就開啟了一條心理學研究新形式的先河，與馮特當時正在萊比錫大學進行的實驗研究完全不同，與通過內省法在哈佛實踐的詹姆斯也不同，與「談話治療」的弗洛伊德正在維也納與布羅伊爾商討，並於不久後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使用的方法亦有差異。
不管大家對高爾頓的觀點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位花花公子，不是維多利亞時代閑極無聊的沙文主義者，而是一位有超凡智力天賦的科學家，他有熱情，有好奇心，也有對工作的專註。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學者，一位成功的發明家，一位贏得過大獎的地理學家，權威的遊記作家，氣象學家，他開發了第一套鑒別指紋的實用方法，第一個使用對成研究法來挑開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還發明了關聯分析法，這是心理學和其它科學當中最有價值的研究工具。
最為重要的是，高爾頓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測驗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形式，也宣布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個體差異。其他的心理學家，特別是馮特派的心理學家，都在尋找萬用的心理學原則，比如，對一種聲音產生反射反應和有意識的反應各需要多長時間。高爾頓在尋找個體特徵之間的差異（比如反應時間）以及這些差異與他們其它的特徵和能力之間的關係。
高爾頓對個體間差異的興趣反映了他那個時代心理學在英國的地位。與德國大學不一樣，英國大學不支持心理學，沒有建立心理學實驗室，也不設心理學系。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人不是把它當作生理學或者心理療法下面的一個專業，而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併當成一個個人愛好。在德國大學，高爾頓也許很可能就被導人生理心理學；而在英國，他可以自由地要求使他成了一位極有天賦的人物的東西，而且宣揚社會如何可以增多象他這樣的人的人數。
高爾頓1822年出生於伯明翰，遠遠早於馮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不過，他對心理學的貢獻都是在中年和晚年作出的，因而與前面幾位幾乎就是同時代人。高爾頓少年老成，在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里，他是7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兩歲半就開始讀書，5歲前就可以讀任何英語文體了，懂很多拉丁文，懂一些法文，還能解決最基本的算術問題。6歲時，他上當地一所學校，瞧不起其他的孩子，因為他們從沒有聽說《麻米翁），也不知道《伊利亞特》，7歲時，他就把閱讀莎士比亞和普薄的作品當作消磨時間的辦法了。
這顆極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學校顯得十分暗淡，這裡強調死記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獨立精神被鞭打、佈道和懲罰性的課外作業所壓抑。他轉到劍橋去連聲招呼都沒打：他感覺自己處在出人頭地的壓力下，整天被考試和學習成績不如人所困擾。到三年級的時候，他還是沒有能夠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可以成為頂尖生（數學成績特別好的榮譽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了心悸、頭暈和走神的毛病。「頭腦裡面好像有台榨機在轉，」他還說，「無法排譴這些念頭，有時候我連書都看不進去，光是看到有字的紙都煩。」在精神崩潰的劇痛中，他離開學校回家了。只有在後來決定不去競爭榮譽生而只當普通生畢業後，他才回到學校完成了學業。他對考試和學習成績的名次耿耿於懷，一直留在心裡，一輩子都難以忘懷。
劍橋畢業後，高爾頓完成了醫學培訓（這他早就開始了），可當他父親於1844年去世時，他已經很富裕了，因此放棄了行醫的打算，過了好幾年的紳士生活，騎馬、射擊、赴宴和旅行。可是，富閑的生活對他無法寧靜的大腦來說遠遠不足以使他滿足，因而，在二十七八歲的時候，他在諮詢了皇家地理學會後，決定花自己的錢到西南非腹地進行兩年的探險生活。他帶回了大量製圖信息，使原來地圖上的一片空白有了內容，而在31歲的時候，他被授予這個學會的金獎，並被表彰為傑出的探險人。
1853年同年，他結了婚，而且讓自己的旅行生活稍加收斂了一些，通過寫遊記來保持自己對冒險的興趣，並幫助別人安排一些大型探險活動。可是，這些活動不能長期使他滿足，因而，他轉向了發明，生產出了一系列有用的裝置，其中包括印刷發報器（電傳的前身），一種改進的油泵，一種橇鎖銷的裝置，一種旋轉蒸汽機和一種潛望鏡，這種潛望鏡可以使他在擁擠的地方越過高個子看一些地方。
到他40歲的時候，因為需要一種新挑戰，他撿起了氣象學。他曾想到，他可以通過最近研製出來的一種發報器同時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把這些數據弄在一張圖上，看看重要的模式是否能夠變得明顯起來。當他這樣做，並把具有同樣氣壓的點用線條連接起來的時候，他就發現，它們可以描述幾近環形的低壓區和高壓區（氣旋和非氣旋），其在地表的運動就是預測天氣的基礎。
約在同時，高爾頓終於來到他一輩子最感興趣的領域，即智力的遺傳。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發表了他劃時代的《物種起源》，這部著作極大地影響了高爾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達爾文最基本的假設之一是，在任何物種的成員之中，都有少量遺傳的變化或者差異，進化是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發生的。儘管《物種起源》主要是針對動物而言的，但高爾頓把它的結論運用到了人類中。他推想，人類物種的進化也可能是通過有最好的大腦的有及其向子孫傳遞的天生的心理優越性而發生的。
這與高爾頓在劍橋時期的印象是一致的，即許多人之所以能夠贏得榮譽和高分，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和父親的父親都是能贏的人。高爾頓現在設想並進行了一個有價值，如果不說是繁重的研究項目：他檢查和統計一些家庭，一些在過去40年時間內贏得了劍橋的古典知識和數學高分的人。如他所料，高分一直是被一些特別家庭的子弟所獲取的，這個比例極不勻稱。他於1865年發表了自己的結果，從那以後，他的生活與工作就一直圍繞著人類心理能力的遺傳本質和通過選擇繁殖而改進人類。高爾頓一定感到這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惡作劇，因為他和妻子從沒有能夠生出孩子來。一位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學家可能會說，他對這個課題的固結是對他不能生育的補償。
儘管高爾頓在劍橋一直不能拿到數學榮譽，但他的研究方法卻是有數學特徵的；跟古希臘雄辯家狄摩西尼一樣，雖然有語音障礙，可偏要成為演說家一樣，高爾頓使自己的弱點變